建立起防止贪污腐败的严密制度与红头文件问题

腐败必亡国。政权倾覆大多先始于政权官员的贪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断更换的王朝，都写出了这样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社会反对腐败和贪污，气贯长虹，钢铁意志。因这关乎人民共和国的安危，关乎党的生存，关乎几千年的痼疾病根能否连根拔掉。除了彻底查办一批贪官和进行道德教育外，建立起防止贪污腐败的严密制度是关乎这场斗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关键。

国务院各部委与各级政府几乎每天都发出各种红头文件和批条。这些文件一般都涉及各种大量的法令法规及经济项目和钱财的流向。它们有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等,这些文件涉及不同程度的法律问题，涉及大量立法的事情,是政府权力的集中反映。国务院及各部委和各级政府，在解放初期，被作为党中央和国家的具体体现而行使权力。那时除了重大的事情要经过人大立法外，平常大量的需要立法的事务以及各种法规法令，都由国务院及各部委和各级政府以发红头文件或批条所代替。这种由执行机构代替立法，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有它高效的地方,但也造成权力过大,因而造成贪腐的机会,现在是立法加以限制的时候了。

我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那时百废具兴；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我们又争分夺秒的搞四个现代化，需要高效，不能把时间耽误在讨论上。所以由执行机构起草个红头文件，立下法令法规,并立下具体的法律,依靠行政命令，立刻发下去，立即照办，不需要大量较费时的讨论和论证，总体效率高，这确实产生了生产建设的良好效果。但这也使各级官员的权力过大，产生了大量贪腐的机会，加上社会的观念转变,各处讲究效益主要就是讲究钱,于是部分官员利用这机会,加上我们监督制度的不健全,冲破道德的底线,形成一批贪腐的官员。

现在中国经济总体上了个台阶,老子的说法: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摘自老子< 道德经> )可以参阅,政府可由逢事必躬亲，到引领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转变，因此是研究出现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和纠正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要借鉴古今中外,集中人类的优良智慧和成功的事例,搞好我们前无古人干的事业。 我们不仅要查办一批贪官，当然这是极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并确立建设起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严密的和高效的制度，不要觉得在上层有一点不严谨的地方,是小事,它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把防腐反腐的斗争与制度一代一代传下去,可谓 “悠悠万事,唯此惟大”。今后不管是谁上来，都有良好的制度能保证防腐反腐会继续下去，不会一朝天子一朝臣。

当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有权。而有权的官员就有怎么使用权力的问题。权和钱一样,具有两面性，具有高风险。用的好，可以造福四方；用的不好，就会危害八方，甚至以权谋私，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查找贪腐的原因和防治的办法就需要从这有权的特点找起。要像银行防止钱的风险一样防止权力的风险,通过适当的和必要的分权与制衡关系，要在决策部门有两个独立的人或机构形共同行使权力,限制一人一个机构的权力。

第一，一个执行机构，要办事就要有权，没有权力就办不了事，这是一定的。问题是有多大的权,怎样形成权。我们认为执行机构---包括国务院及所属的各部委和各级政府不应有立法权，这里所说的立法包括大大小小的各种法律，凡是有关全局的，有关跨部门的，有关一定数量的人群的事，不用说有关国家的战争行为，国家的外交行为等重要事项，一切与法律相关的事务, 凡是牵扯到法律的问题比如各种法律法令法规, ,就应当走对应级别的人大立法程序,有些事要经适当的或对应的级别的人大通过。把立法权由执行机关使用的权力剥离出来，使两个独立的机构共同行使权力。执行机构可以就某一事提出动议，或发出红头文件前,要经过适当级别的人大立法或通过。达到限制各级执行者的权力，防止乱用权力,尤其是限制发出大大小小的红头文件和批条。发出红头文件必须引述根据人大某年某月某日立法或通过，特发出此文件等等。只有建立起这样长期有效的严密的制度保证，并建立起修改这制度的严密程序，防止随意修改，而不是仅仅说一说应该这样或那样，要严办这个或那个就到此为止，这样才是真正把权力关进适当大小的笼子。

有效的监督检查当然是好的必要的,但这还是属于被动的，是在外围搭建篱笆，等到贪腐已经形成并暴露出来，才看到才查办。显然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要深入到贪腐的根源里面去加以防范。这样看来做某项决议发文件是多用了一点时间，官员会感到有些不方便，。但，限制了官员的权力就等于限制了贪污腐败的机会，这使我们的事业更稳重更长久。要像银行对钱防范各种风险一样，我们应从根源上防范贪腐的风险。真正做到不敢贪，不能贪和不想贪。不敢贪，靠惩罚的力度来保证；不想贪，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愿望，但这追求一踏上法律的红线，就变成了犯罪，要靠道德的教育和一定制度的保证，此两者都为主观意识；这关键与核心是不能贪，这是靠客观制度的保证。

从今天来看，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级政府同各级人大政协一样是我们党和国家分别执行不同任务的办事机构和代表。它们之间要有分工有合作。这一分工要达到权力的分散与制衡、高效，党和人民才会真正地放心。而且一个官员离决定具体经济项目，离钱财越近，他的权力越要分散与制衡。在远离经济项目与钱财的地方，如在政治局常委，权力才集中，这样才能防止贪腐的风险。在对待法律与权力上,我们的官员得有老子所说的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或宋代范仲淹所言“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精神,小心翼翼的为人民执掌好权力。
    这样限制权力,并立规矩是对我们的官员真正的爱护和关心,那种不闻不问,听凭我们的官员任意使用手中的权力,才是害了我们的干部。这次有一批原先好的有能力的干部堕落成贪污犯就是说明，这是令人痛心的。

要形成上面集中下面分散，不能层层全搞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在中央，具体来讲集中在政治局或常委；而从政治局往下国家机构权力即开始分散。全国人大管立法但不管执行，国务院管执行却不管立法，全國政协或直属政治局的法院与检查院管监督和监察保证人大立的法律能准确反映我们的制度和性质，反应我国的实际和需要，保证法律能得到很好地执行。这不影响中國共产党的領导，因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与检察院法院的重大決策最后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只是往下分工去管，正所谓"纲举目张”。部委级，省级和厅局级能发红头文件，全部对外的重大决定要经人大立法或通过；处以下，具体执行单位，离经济项目，离钱财近，要不同的处室复核才能通过决定。
  
       这样分工，一是提高效率，二是达到分权的目的，防止腐败。 纵观中國五千年历史特别是近两千年历史，大部分的王朝的灭亡全是始于自已内部开始腐敗。因为官员腐败了，就会必然以个人或个人的势力范围划圈子，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陷害忠良。其中三个政权统一了中國，但沒超过两代即灭亡：秦，随和民国。人民共和国也面临着这一危险，即上面有高官开始贪腐。但中國    共产党很快意識到问题 的严重性，进行自我清查。但这还不夠，历史上也有王朝清查了大官，但仍没有解决问题，仍没有避免王朝灭亡的命运，就是因为没有彻底解決制度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需要集中领导，以保证大局的稳定,但这只能是在中央,不能在下面集中，下面应分权。即达到分权防止权力风险又达到工作尽可能的高效化。

这里面有一个人与制度的问题。人去执行制度，制度是靠军队警察权威，以及道德伦理所维持。在法制社会中，一般是由法律所明文规定出来的。它给人定下了一个框架，一个游戏比赛的规矩与规则，它决定了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人不能没有制度，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会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人是相对快的更换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正所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制度大到封建帝王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小到税收制度，一个生产大队的财会制度等等。所以良好的科学的严密的制度是保证我们的事业所能代代相传下去，它是我们的事业能不断前进与胜利的关键因素。中央电视台的 〈鉴史问廉〉好的地方是开始了防腐的历史探索，不足的是太过于讲个人了，从历代王朝的制度上防腐的探索不足。
  
       如果我们层层搞集中，说严重了会形成军阀割锯，（虽然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但，一但条件成熟就有这个可能，我们不是出現过"上海帮”和 ”广东帮”嘛！） ； 说大了，会搞贪腐，因為在地方上，如”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权力过大，监督作用，就会形成虚设，而离決定具体项目决定钱财流向的权力又比較近，就会加大以权谋私的风险。

       关于分权的问题我们要继续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学习他们成功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正如我们在经济領域里学习他们的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理念并取得伟大的成就。  因为他们的成功是整个人类的智慧，当然我们要分清好坏，能适应我国国情。

第二，我们的公安要独立于政府各部门，并借鉴香港的经验，除了管杀人放火，要责任去管法律所规定的一切事务，具有一切事物的执法权，比如官员的贪腐，超越规定的大吃大喝，直至监管自由市场（工商行政监督机构不应有也没必要有执法的权），滩涂乱开采，乱排污环保问题等等，总之要代表法律，维持法律。一切违法的事，找警察执法，由专业机构或任何人上诉法庭。筑起维护法律的一道坚固的防线和篱笆。交通和户籍可以从公安分离出来也可不用分离出来。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有大量的潜规则，这有好有坏。这些问题关乎我们能否彻底的搞依法治国。这些有的是内部明文规定的，有些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全是法律所没有明文规定出来的或法律不够明确的。这些潜规则都应当亮出来，拿到明面上让专家学者评审一下，让群众议论一下，凡是符合宪法法律的精神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就应当立法及法律明文规定出来，凡是不符合法律的就应当废止。

这些潜规则，很多是行之有效的，是我们克敌致胜的法宝，比如从大里说我们国家是由共产党这唯一的政党领导的国家，因为共产党代表人民，而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只有一个，他們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他们的根本利益只有一个，所以保证了中國共产党代表人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性。这可以写进宪法中，由宪法规定和强调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人民并是唯一的政党领导中国。它不需要选举。这对我们的事业非常重要，对我们保持稳定和不断胜利非常重要。这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的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究竟哪个集团来领导国家，要靠选举来决定。

 由于有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和身临其境，更了解美国，因而就更有发言权。它告诉我们，美国多党制，经常是党派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它们之间的制衡与斗争，如果是为了人民与国家，那是对的，有这样的事。但经常是为了党派之间的利益而争斗，而置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枪械的管制就是一个例子，让政府面临倒闭的困境又是一个说明。

 台北市长的选举告訴了我们什么？

人民开始厌恶党派之争，党派之争导至任何事情都染上了党派的利益，就会忽略人民的利益，忽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以如果有人不代表任何争斗中的政党，是跨党派的，人民就选举他，那怕他不是绝对的无党派色彩，没有从政经验。这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在台湾， 如果有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人，能出来竞选，下次很有可能当举台湾地区的领导。

中國是大国，人口众多，平均的教育水平还不足夠，国家需要有一个成熟的，经过历史考验与证明了的有能力的政党代表人民集中统一領导这个国家，靠我们统一的政党，历史证明我们保持了国家的稳定而且不断前进，而且是以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速度前进，这哪能找得到？没有不同政党的斗争，这唯一的政党就会更专心代表人民，代表国家，代表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的资产阶级集团说中国需要民主选举，人民才好国家才强大。他们是唯利是图的集团，怎么能真心希望中国富裕强盛呢？实际他们骨子里的算盘是，中国一旦搞民主选举，必定会乱半个世纪，他们就可以控制某个集团从中渔利。至少中国一乱，就会无暇他顾，世界就会没有人可以反对他们，争什么老二甚至超过他们，而世界就会听凭他们任意摆布。看看他们干预过的地方，有一块好的吗？有一块是他们搞的民主而国家从此走向繁荣富强而安定的样板吗？这就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即选择不同的国家作为目标，来用各种手段打击。只不过，太损人利己，不能说出口。人们不要太天真幼稚了。
  
       还有就是党指挥枪，这对保证军队不搞独立性非常重要。宪法可以写明共产党总书记，要兼国家主席，而国家主席要兼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如美国的总统兼全军的司令，和日本的执政党党魁兼政府首相，（这和现在的宪法有些不同，但，更符合实际一些），这可以并应当在宪法上写出来。

在宣传上，一要写作不能违背宪法，不能黄赌毒，二要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潜规则要尽可能多的拿到明面上，加以亮相，在宪法中，或适当的法律上加以规定。而不要无法律的基础却加以执行。有些现在看来是好心，依靠红头文件，但没有法律依据，受个人对事务的理解和看法的影响。拿出来，让专家学者，让多数人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议论一下，会更全面，更符合我国长期或近期的利益。也由于立了法，就有法律依据。

这些就是依法治国的原则的体现和基本要求，在行使权力时，要处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无法不做，违法必究。上面要集中权力，下面要层层分散权力。这是依法治国和防止贪腐这一导致中国各个王朝国家政权倒闭倾覆之源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