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好笼子，把权力关起来

                 ---设计好权力的监督，制衡制度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笼子就需要我们认真地精心地设计和思考。因为权力就象一头聪明的猛兽，而绝非一只小鸟。

周永康的问题出现这不应看作是偶然的现象。我国经济体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单一的国有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理应其上层建筑亦应跟随发生变化。但这几年中，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却没有跟上这变化。直接讲经济基础变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讲效率，讲单位时间里创造利润-主要是钱多少为主。这就给人们创造了要钱财的大的舆论环境。同时的副作用是，在没有或不足够的监督制衡的条件下，那些有权力的人，就会很容易产生以权换钱的违法与贪腐概念,冲破清廉的底线,就很容易出现大大小小的周永康式的人物。这就是在缺乏监督制衡下的产物。光靠觉悟来限制贪腐的动机, 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改变权力过度集中的做法，加强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把权力关进笼子,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又反映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的上层建筑结构、行政的框架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要认真做好适度的政治改革，强化监督与制衡作用。

2500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政体三要素论, 他首次把国家的政权划分为议事权、行政权和审判权。 提出三要素之间要能够相互配合并相互制约。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和行政权应该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继洛克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进一步发展了分权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谓三权分立是通过法律规定，将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这种思想不应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单独产物，而是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对我们怎样掌权十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得斯鸠都讲了权力分立这问题，美国最先实践三权分立的原则,创立了后来的世界强国美国。我们家大了，业大了，不可再不认真对待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

有人一提政治改革就认为要改变现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这从两个意义上讲都是根本错误的1.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稳定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教育程度比较低，中产阶级又不夠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政党，失去了具有权威的政党，少数人会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力，忽视别人的权力而闹事，中国很容易乱起来，不可冒社会大乱的风险,而搞什么多党制轮流执政；2. 问题不在有没有几个党轮流执政，而在怎么执政，没有共产党中国乱不说，问题还得回归到怎么执政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各级政府中，不是也不能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领导,它的权力也不应该过度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就是说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稳定领导，还要研究怎么管好这个权力，如何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我们的政党和国家更具有权威。

政府要有一定的指挥领导权,但这又必须受到一定的监督和制约；媒体的监督只是起了不可缺少的辅助作用，但不能代替权力结构的监督制衡作用。委任制是对管理的保证，下级都不听上级的话,管理能好吗?有效吗? 问题是哪些职位需要箝制和相互制约，哪些职位必须顺从。行政垂直领导，军队内部必须顺从
      我们认为诸多的权力中立法司法公安行政为最根本的权力，交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理。立法司法公安行政，从横向来看必须又要配合，又要相互箝制、监督及相互制约。把司法分成审判-法官的任命与侦察立案-公安机构分开，就是说，一个国家机关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要由另一个国家机关来判断是否违法。这样就形成4权分立。根据我国的国情,立法及公安是否可交人大管，行政仍由国务院管；司法交全国政协管，即交由政协委任各级法官及管理各级法院。

首先，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具有行政权，但不管立法和公安，这由独立运作的人民代表大会管理。人民代表大会确立法律和各种提案，各级政府官员行使权力与公款消费要立法确定，供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执行,并受到人大管的公安的随时监督，并可随时立案侦查行政官员的举止是否有违法,这就使各级政府的运作、行政官员有了制约,有了一个笼子。但，不是人大一家来最后断定是否违法，这一职能交由另一机构，即各级政协管理。政协必须按照人大立的法律与法令来断定是否违法，在判断一行为最后是否违法，人大说了不算，而政协管的各级法院最后说了算。这就使人大与政协各立了一个框架与笼子，共同管好国家，将权力全部关进笼子。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内不设一人通管司法与公安，而是由分管国务院，人大，政协的政治局常委分兵把守。不要政府退休，在当地到人大任职；人大退下，在当地到政协任职。如有必要，要换一个省在人大或政协任职，避免人情网。

这里面变化比较多的是各级政协。

其中全国政协,充分发挥政协全国最高，各党派的联合协商体制的作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及社会的法律。改变现在司法由人大管的做法，因这不科学，不能人大又立法又司法，一家说了算。但可考虑人大管理公安,提出违法的质疑,立案侦查，以便维护其所立的法律，但要由另一机构去最终判断是否违法。

全国政协刚成立时通过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后由于历史原因，它的政权功能为后发展的人大所取代。但现在由于历史的需要，政协的司法功能可以再恢复,这也有利于我们的统一战线,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和各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为小圈子执政，而是交由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党派通过各级政协而执政。不过它的委员形成要和人大一样改变。要每一地方有法定数量的代表成员，要有法定数量的各界代表。

中共政治局不能设一人全管司法及公安的人。而是负责人大，政协，国务院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分头负责立法司法公安行政。不然今后还会出现周永康第二，第三, 不能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要从根本结构与制度上入手。

这不一定是最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方法，但总是将权力关进各自的笼子。(2014/10/9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