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人民币汇价问题

　　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之事前几年来曾被高调炒作。 今年４月１５日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再次提出操纵货币汇率之事。虽然没将中国列入操纵国之列, 但有些基本概念需要深入的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探讨一下，以抛砖引玉,以正视听。

　　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或许多评论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因为人民币盯住美元,因而人民币币值被低估所造成。既有贸易逆差, 根据浮动汇价的理论，就应对汇价进行调整, 调整了汇价, 就会解决贸易逆差。不管是同意这一观点的或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人或评论都或多或少的接收这种浮动汇价的理论。但事实是浮动汇价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有重大的缺陷。

　　II． 政府保持货币价值稳定的责任

　　我们先说货币的价值。一国货币是其中央银行代表该国政府发行的货币, 一国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维持所发货币的价值稳定。货币价值的稳定表现在: 对内,没有通货膨胀, 对外,与其它主要货币的汇价保持稳定。因此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汇价相对稳定是有责任心政府的基本表现。相反, 不维持汇价的稳定,放任汇价自流才是缺乏责任的表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现在值得重新拿出来温故知新。

　　维持世界主要货币币值的稳定,不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及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并且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了保证。凡从事国际贸易或投资的个人或机构都明白, 汇价不稳定所带来的风险几乎是国际间商贸活动所遇到的各类经济风险之首。 所以人们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汇价的稳定。稳定的汇价为世界的贸易与投资铺设了一条宽敞平稳的高速公路。从政的人不管他是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人还是反对的人都应该了解这一点。

　　中国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结束，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原地带），其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统一了货币。这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巨大的推动。 目前世界上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货币。 但大国之间如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国际间的经贸与资金的往来就会简单的多，不需要花费巨额的代价做货币保值，亦不会因汇率的变动而蒙受损失。这不仅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而且会对世界的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欧洲货币为什么要统一? 不也正是这个原因吗? 统一世界各国货币的梦想就在我们的手中，就看我们的政治家的决定了。

　　III． 浮动汇价的问题与汇价稳定的必要性

　　中国在经济上与外贸上的成功本身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是正确的。但那些政治家，经济家却在说人民币汇价过于僵化，形成机制要改等等，好像现在的人民币的汇价有致命的问题一样。究其背后的原因就是觉得汇价似乎应不断的浮动才对。但,浮动汇价的历史并不常,而且为后来的金融市场的实践证明是有着根本性的缺陷的。

　　浮动汇价制是从1973年兴起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甚嚣尘上。美元、日元、马克、英镑等汇价的大幅度波动对世界金融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天之内汇价可以变动几百个以致一千以上个点子（5%以上）。以此同时，国际商贸活动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浩劫。西方主要国家要经常进行联合干预汇价市场才能将剧烈波动的汇率稳定住。经历了汇价剧烈波动给全球的金融与经济秩序带来的巨大损害后，西方主要国家开始认识到浮动汇价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弊端，于是提出了管理型的浮动汇价的理论，其实这是对浮动汇价的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汇价是两国之间的经贸与资金相互流动的管道，亦是两国之间的商品，服务与资本的价值的换算比率。而浮动汇价的理论基础是甲国向乙国出口多了，乙国就需要购买较多的甲国货币，因此市场上对甲国货币的需求大于对乙国的货币的需求，那末甲国的货币就该升值。但这里的误区在于购入甲国的货币并非是购买人的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而是购买行为的中间必经的管道。购买人的目的是对方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引起升值的应是甲国的商品与服务，而不应是甲国的货币。正象石油通过管道运输，买方所要的是对方的石油，而不是运输管道。但管道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与职责就是保持这一管道----汇价的平稳与顺畅，而且越平稳顺畅，经贸与资金的往来就会越顺畅与高效。为资本的投资与运作而购买另一国的货币亦是中间的过渡行为, 虽然时间可能长些或短些, 但毕竟作为储备货币, 投资方最希望亦是货币币值的稳定。因此对于成熟的经济下的政府亦应维持汇价的稳定,保证资本的正常流通，减少投机行为。

　　货币为中央银行所发，依靠政府的信誉保证而取得币值稳定，政府怎么可以说放弃自己的责任，听凭市场盲目的力量左右货币呢？操纵货币是指在敏感时间如一市场快收盘时为短期盈利的目的，而大量买卖一国货币。它也是政府放弃了维持货币稳定的责任，才会出现的。一国政府为了长远发展经济的目的而维持货币的稳定，这怎么能说是操纵货币呢？货币本来就应该稳定。倒是货币币值的浮动应值得深刻检讨。

　　作为两国之间的各类价值的换算比率，汇价就像度量衡一样，它度量着两国的经济，也像法律法规一样，应当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在成熟的大国经济之间，生产资源的配置亦应通过，并且可以通过不同商品根据不同的供需而形成的不同价格的变化，使得到不同的调整。并能因此，形成较合理的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但，如依靠调整汇价来调整生产资源，使不同的产品的价格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调整，就会产生大量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的调整。因此，只有汇价稳定，资源配置的调整才能在各国之间有条不紊的通过市场的供需要求得以实现。汇率是双刃剑，低了，对出口有利，对进口就不利；反之则反。对一个大国的进出口应在一段时间内大约是平衡的，因此它的汇价太高，太低，都不利。进亦忧退亦忧，难于取舍。靠调整汇价来调整外贸，对一大国来说，在外贸自由的情况下，无异于挖肉补疮。

　　总之，汇价应是由对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负责任的政府管理下的汇价，或称为管理汇价体制。它有别于固定汇价，又有别于浮动汇价，而强调的是管理。大国之间亦应当，每过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坐下来商议之间的汇价是否应当调整，并确定调整汇价的标准，比如可否设想按下列标准考虑汇价：

　　1. 国际收支(Balance of Payment)的总量与人均数量的变化 ，

　　2.  GDP 总量与人均数量的变化，其中总量与人均量按一定的比例，比如7：3来计

　　算；

　　3.  生产成本，換汇成本，最终按必要生产时间来衡量，但要逐步过渡，现时要考

　　虑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熟练程度

　　4. 对外贸市场的限制与管理的原因与困难。

　　其中，国际收支：出口总量高的国家，其汇价应当调高，反之亦同；进口总量高的国家，应调低汇价，反之亦同；人均出口量高的，应调高汇价；人均进口量低的，应调低其汇价；

　　GDP总量高的，应调高其汇价；GDP总量低的，汇价应调低；GDP人均高的，汇价应调高；GDP人均低的，应调低其汇价；

　　生产成本高的国家，应调低其汇价，生产成本低的，应调高其汇价；

　　对出口管理紧的国家，应调高其汇价，对进口管理紧的，汇价应调低。

　　这里调整汇价是为了使汇价适应情况的变化,而绝非为解决贸易问题。做到先粗后细，数量化。这里仅提出一个大概设想。方案要不断细化完整化。而不是任凭市场买卖外汇的需求来调整或大幅度的调整汇价。这亦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各国政府合作的基本要求，亦是对各国政府合作诚意的考验。人类已进入智能时代，应该也能够管好自己发明的东西，只要真有诚意。

　　至于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等无不是这些国家在遭到压力时，突然放开汇价，让其自由浮动，从而加剧了投机风潮所引发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也相信浮动汇价能解决问题，但危机的事实却证明了浮动汇价不能解决问题。由其投机浪潮掀起时，更加其甚，起到破坏作用。1980年代，西方国家多次联合干预汇价市场就是证明。一个城市规模的香港在1997年在周边国家遭逢货币危机时，坚持其联系汇价，顶住了港币贬值的压力，因而能独善其身（当然有其它原因）。难道这些惨痛的教训还不够吗？还要新的牺牲吗？一国政府维持汇价稳定亦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比起突然放开汇价而冒引起金融危机的风险的代价要小得多。

　　IV． 美国贸易逆差与政治考虑的成本

　　纯粹的浮动汇价理论过分简化了市场条件,本末倒置了经济发展与汇价之间的关系。但，即便是浮动汇价机制，其理想的先决条件与理论是两国贸易充分的自由, 即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贸易的自由或操控市场。在两个大国的较发达的经济的条件下，调整汇价是无法根本上调整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无法根本改变两国的贸易的顺差和逆差的形势。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看一下美、日间的历史。日本从1960年代起经济迅速发展, 美日间的贸易逆差随之增长。 美国政府认定贸易逆差是日元的汇价定值太低,于是美国政府１９８５年通过《广场协议〉对日施压,于是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从250日元对一美元升到今天的100多，最低到过80左右日元对一美元。但美日间的贸易逆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仍不断攀升。１９８５年美国商品外贸对日本的赤字从462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年734亿美元。再看中国的例子也是这样。中国自从2007年开始由8.28对一美元调升人民币，到最近的一美元对6.2人民币。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由2,585亿美元升至3,184亿美元（根据美国商业部的统计）。这说明两国间的贸易逆差根本原因绝非是汇价问题。          

　　那么中美间的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事情很简单,  中国生产了大量的美国所需要的商品,美国从中国大量购买; 而美国其实也具有中国需要的商品, 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的相对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取长补短，中国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美国买中国的日用品，这既可以平衡两国之间的贸易，又可以为了满足对方的需求而通过多开工厂多招收工人，多投资而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因而使双方各自受惠，实现双方经济总体规模的快速增长。但美国政府却从政治角度或贸易保护主义考虑, 不卖给中国高科技的产品, 这样,，就封杀了美国在贸易中对中国的相对优势。形成只买不卖或大量买小量卖的一面倒的状态，这样怎能不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呢？几十年前，中美贸易量很小的时候，这道禁令，对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平衡影响不大。但在中美贸易量大幅度增长的今天，这道禁令对美国的经济与出口已造成了重创。相反如果放开贸易禁令，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在民用电脑与软件产业中，由于美国的管制比较宽松，因此微软电脑公司取得了中国市场的绝对优势，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中国会在很长的时间里要依靠微软的技术。汽车与飞机行业也是一样。人们接受使用优良的技术。但遗憾的是，美国商务部仍禁止对中国出口大部分的高科技产品。迫使中国自己来搞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会慢；对美国来说其高科产品没有发展机会，也许是永远没有发展机会。

　　政治的考虑阻挡了自由贸易的发展。但政治的考虑亦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这亦是那些政治家们需要决定的取舍。

　　而且,由于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发展不起来，美国的生产商不能打开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因此无法形成美国国内具有优势的巨大的生产能力,吸纳美国大量的失业人口,从而加剧了美国的高失业率。而国内生产的不足，进一步使政府的税收不足，又不能大幅度控制开支，就使政府大量举债，评级下降。这是政治限制出口的另一代价，亦是那些政治家们的另一项取舍。    

　　V． 1930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

　　综上所述,只要不操控市场, 不借口政治而干涉市场正常贸易,放开高科技市场,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就会迅速得到解决。想依靠汇价去调整贸易逆差,这样做, 即放弃了政府应该具有的维持本国货币稳定的责任,又会扰乱了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次序,把责任推给对方，并让对方买单，但最后仍然解决不了贸易逆差,只能事与愿违。如果打算依靠广泛地提高关税来迫使中国进行汇价的调整, 这将有可能使世界的贸易大幅度缩水。在目前世界金融危机仍没有完全解决, 世界经济仍相当脆弱的时候,这样做无疑会使世界的金融与经济雪上加霜。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由于各国尤其是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壁垒政策所直接引发的惨痛教训。

　　但通过中美各个层次特别是高层次的对话，人们能够了解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并加以认真的解决，就可以避免对抗，避免1930年大萧条的结局，取得中美双赢的结果。（本文根据作者在香港《信报》发表的文章整理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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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信报》对作者的介绍:

　　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曾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工作15 年，在此其间，负责管理中国的全部的外汇与黄金储备。从1979 到1989年，直接在伦敦， 香港，新加坡和北京指挥并参与大规模的外汇和黄金交易，亲眼目睹了外汇汇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翻天覆地的起伏动荡。之后，1989年加入北京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92 年到香港加入美国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后，在香港美国花旗银行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顾资银行等家外国银行负责投资工作达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