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投放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有效使用比例和周转速度所决定。但为什么我们一些人担心我们的资金投放量过多，就因为超越了美国？这步入了严重的误区，而这误区使我们在面对我国资金严重紧俏的形势下，却认为资金可能已超额投放。那么该如何衡量中国和美国的资金投放量？如何较快的提高我国的GDP？

 

我们知道资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我国投放M2资金总量近20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29万亿美元，而美国M2投放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的M2是美国的1.6倍，这刚好等于中国多于美国GDP中的第一和第二产业增长总值的总合的倍数，它也约是1.6倍。说明资金投放从双方这一有形规模的差距看正相符合。M2的绝对值是中国世界第一多，但中国不仅第一二产业的合计总值最多，而且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快许多，疫前约年增长6%多，而美国约为2%，这无形的经济增长中美差距约3倍。虽然美国GDP总量大于中国，但其GDP的第三产业却占80%多，其中金融业是主要的。美国实体经济部分就是第一二产业大约是其GDP的20%，也就是约为4万亿美元。而中国第一二产业约占中国GDP的48%，约为6.7万亿美元。中国在实体经济方面已超越美国，这个是既成事实，谈论资金投放时，心中要基本有数。这也是特朗普为什么要拼命反对中国的原因，这个高个子当脱下华丽的外衣后，核心部分竟是这个样子。这是私有经济的问题。私有企业作为单独的个体来说，效率较高这不假，但私有者在选择企业的工种和选址方面绝大部分动因是为了利润。那些投资大，见效慢和费力的基础建设，从私有者的本质来讲，对此没有兴趣，而有兴趣的首选是金融业。这些基础建设须要政府负责。政府如只忙着世界争霸，而疏忽国内建设，或不愿和不能国内搞基本建设，长期发展下去，就是美国现在的局面，即基建和市政工程相对落后，第一二产业实体生产总值并不高。特朗普必须认清问题的根源，这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错，也不在于贸易问题。问题的真正的原因深深根植于制度之中。中美之间的各种差距，正是反映制度的差距。

 

第三产业不仅不是需要资金的主体，还包括了应不断产生资金的金融业。M2中国超过美国的倍数差不多和第一二产业增值的总合倍数一样，就是说，这资金的投放按美国的标准仅够维持2%左右的增速，而不是6%的增速。但中国经济增速为6%。两国的GDP不同，落后的正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拉大了中美之间统计GDP的差距，拖慢了中国整体GDP的发展。但第一二产业才是资金需求的主体。中国工农业的规模是大于而不是小于美国，所以中国货币投放的M2大于美国1.6倍不仅是完全正常的，而且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经济还需要投放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资金，以维持GDP6%以上的增速，不要作茧自缚。

 

同等规模的经济，不同的发展速度对资金的需求肯定是不同，更不要说实体经济规模比较大，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了。不管是用自有的资金，还是借贷的资金，要使企业通过产供销等环节搞生产及投资，维持较高的生产增速，所占用的资金肯定会比较低的经济增速需求资金要多。因此按GDP增速的差距粗略的估计，中国对资金的客观需要至少应是美国的2-4倍以上，即中国的M2不应只是美国的1.6倍，而应3倍以上，就是说资金投放至少要是400万亿人民币以上，才能满足经济增速6%对资金的需要。不过资金需要逐步投放，水一下过多，成了洪水，就变成灾害，但适量的水却是不可缺少的。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现约4.5%左右，已属较高，而民间的借贷利率就更高，高的出奇，为两位数。这反映中国资金相当紧俏，自己卡住了自己经济发展的脖子。这从双方的债务水平看也反映了这情况。债务水平说明了对资金的需求和资金的投放情况。中美整体负债（包括政府的债务，但不限于政府的债务）占各自GDP的比例差不多 ，都是250-350%之间。但这差不多就有问题，不要说中国还小于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两国相差很大。通过各种渠道，借钱发展生产是大多数企业的做法，因此为了维持较快地生产发展，债务水平就必然相应的提高，债务水平与低速经济一样就不正常了。中国的负债绝大部分不是用来消费，而是搞生产。这些负债如主要是用来消费，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就危险了。但在中国这负债主要用来搞生产。稍微聪明一点儿人都明白，这是明智之举，是实现生产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只有殷实的小农经济才愚蠢地拒绝这样做。由于资金的短缺，逼迫人们加大使用杠杆，因此资金紧张也是造成杠杆率过分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减低杠杆率，充足的资金是不可少的。

 

其实，中国资金市场激烈且不公平的竞争关键原因不在于你怎样强调和认识这竞争，光谈认识不能解决大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问题关键不在于你怎样认识，而在资金市场的实际情况。在中国资金异常短缺的状况下，必然会加剧对资金的激烈竞争，怎样认识大中小企业各自的地位也是激烈竞争的一部分。只有市场资金充足了，才会大大减缓这激烈且不公平的竞争。当市场资金奇紧时，搞什么资金方面的改革都不会顺利，困难重重，也都很难成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们提到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向我们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一条真相，即我们的资金不是投放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从而可能使我们采取行动纠正和认清误区，这就是数字经济，是大数据带来的结果。

 

不要只知道实干，当然这是基本的必须的，也要巧干。要限制的是政府的开支，而不是限制死稳步发展国债业务。中国根据需要加大投放资金，同时发行足够相应的国债，以通胀指标为投放资金的多少快慢的依据，保持适当的发债速度，真正降低的是市场利率。这样，即给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又不失去控制，人民银行具有更强有力的控制市场的力量。投放货币并不增加GDP，但发行国债却在统计上却增加了GDP，因政府有了额外的收入。国债不仅增加了GDP，而更为重要的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投入足够的资金和发行国债可能是促进国民经济最快捷的，最有用的，也是发展余地最大的运作。

 

美国疫前的2019年国债总数约为23万亿美元，而中国国债2019年约为17.5万亿人民币，即2.5万亿美元，两者相差20.5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用20年，赶上美国国债2019年的水平，每年约要增发1万亿美元多的国债。按现在中国的GDP估算，每年单增发国债这一项会给GDP约带来20年的7%的增长。我们发行国债为了中国的经济，解决国民经济资金短缺和运作，而美国发行国债为了世界霸权，为了军费和政府行政开支，二者的用途是完全不一样。这种为促进经济的发展，为较快的提GDP而发行的国债，须和为了财政支出而发行的国债要分开管理。财政支出必须有预算，有计划。社会上要使用这笔国债，须要有足够的资产抵押。足够的抵押要满足条件即可，不能作茧自缚。只认房子做抵押。大企业的应付未付款属于大企业的信用，小企业应可凭这未收占款短期贷款，如同政府的税收应可做抵押贷款; 天使投资需用自己的资金，要完全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等等，像购买股票一样。

 

对于资金的有效比例是指究竟投放的资金，真正起作用的部分有多少，心中要有数。周转速度是讲一笔资金从这次支付到下次支付间隔多久，不能光谈实际需要。要看这些因素。当然估计这些因素比较困难，但心中要有一定的数，有个估计。因为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资金的投放效率，因此影响投放合适的数量。

 

要能发行好国债加大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是关键，需要稳步并有步骤的推行。这就要使国债的债息适当高一些，使投资人愿意投入。在买卖国债的手续上必须方便。根据债券买卖的实践经验，国债的称呼和区别必须科学，和世界的习惯要接轨，即采用国债的到期年份而不是发行年份加债息的方法来称呼来区别不同国债，因为投资人第一关心的是债券的剩余年限和债息，而不是何时发出的。以此命名不同国债，即方便投资人，一目了然，又可区别不同国债。不能顺延过去计划经济那一套，即用特殊编号的方法来称呼来区别国债，那样只方便发行人手工记录，不方便投资人。缺乏实践经验，不能体会到它改进后的便利，只有改进，才能更好地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

 

我们的股市不应这样被人为的切割成几个市场，需要统一。不要动不动就拿保护股民的利益说事，股民的利益是由良好科学的制度所维护，股指大幅度低落就最说明有问题。中央提出科创版和注册制，是从中国经济全局的需要出发，提出这些，也为解决科技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不是为解决股市低迷而提出的诀窍。我们在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好后，仍需继续努力，对股市的各项制度进行细心准确地筛查，尤其对那些关键制度，发扬正确的，改进不对的不科学的。不能对股市低迷实际客观表现麻木不仁，要从善如流。只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正确的理论，敏锐的眼光来完成股市监管的重任，坐等是不可能等来真正的牛市的。

 

例如，上市公司回购协议要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太长；而一年股息却要在两个月分派完，这不合理；T+1交易的问题，缺乏资本增值税，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股市的不完善就是对股民利益的实质侵犯。这些你不去监管，却在交易方面限制来限制去，人为区分几个市场 ，还认为是杰作，本末倒置。上市公司保留大量未分配利润，影响股价的稳定和投资的发展。其中，国有公司没有经历公司的改革，公司高管的利益和股民的利益相冲突；民营上市公司为保留一点利润，而进行不合理利润分配，使股价不升而跌，影响市值和手中的产业价值，得不偿失，认识糊涂。为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不惜牺牲投资者的利益，但牺牲投资者的利益最终也伤害了上市公司自己的利益，因为伤害股民的利益就伤害股市，引起股指低迷，市值低落，就伤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和总市值，把股民完全赶向投机活动，最终会引起股市大幅度低落，错失我们宏观经济的大好局面，令人痛惜。影响我国GDP的第三产业还有许多因素，只有跳进去又能跳出来才能深刻感觉到。

 

总之，给社会投放足够的资金，科学地稳步地大力发展国债业务，健全股票市场制度等，就可更强有力地盘活我们的经济，促使我们的GDP继续飞速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