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国庆67周年

斗转星移，逝者如斯夫。转眼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有67年了。

这67年不平凡的历史证明，要搞好民主自由，也要搞好集中和纪律。这是毛泽东著名的治国大政方针，仍然全面而深刻，对我们有着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民主和集中要高度的统一，不要没有集中的极端民主；也不要没有民主的极端集中。要“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毛泽东）”那样一种协调的局面。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我们的集中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政治改革的中心要完善这民主集中制，完成这历史的伟大任务。两只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民主作为目的，就是说作为一种快乐和享受，主要不考虑它的作用，近似一场游戏，一场饕餮盛宴；民主作为手段就是说让人民来做决定，而考虑是它的作用，如公投和选举。显然，现阶段民主还只能作为不可或缺的手段。亿万人的头脑不仅智慧而且代表着意愿，这是英雄所无法代替的。英雄在历史中非常重要，他能起到凝固，团结和领导的作用，使分散的力量由于集中且迅速选好方向因而能积聚并发挥极大的力量。但，再伟大的英雄在历史上也只是瞬间一刻间，只有人民才是永恒的，稳定的。要历史的命运永恒且稳定，就要绝大多数的人感到满意，尽管英雄伟人可使人民满意一时间，但要叫人民永远满意，使一时工成为永远工，就要把人民的命运交给人民自己来决定。从大禹到秦始皇再到孙中山表面看都是一幕幕英雄的历史，但事实上都是人民（或武装起来，成为军队）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毛泽东的时代才清楚意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可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是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多大的民主，就有多大的力量。历史上，农民多次揭竿而起，用这种强力的民主和力量的批判推动历史前进，表现出自己的力量，但没有方向，只能沿袭过去的皇帝制，重复建立新的皇朝，基本原地踏步两千年。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才找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为了“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恩）”的目标。新中国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为了人民没有理由不将民主搞好。我们可以学习但不要照搬资产阶级的模式。表面上他们也谈人民，但实质是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制约。他们的选举，不改变个人明里暗里“捐赠”金钱的做法，他们的民主选举就改变不了金钱交易和大集团利益再分配的本质。而我们要建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一些人认为一谈民主就想到要立刻选举总统，这是片面的，这只是民主的一部分。民主还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评，民主任免。这些民主能防止个人崇拜，贪汚腐败，官僚主义，欺压百姓。我们现在缺的不是可能带来极不稳定的高层选举，事情必须要逐步来，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当前，我们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第一步，在基层搞好民主建设，筑起这人民民主的铜墙铁壁。

历史靠人民推动，人民靠民主产生力量，而必要的集中将民主的力量汇集成强大的力量推动历史，而必要的集中必须来自民主才能长期保证产生正能量。但短期看，民主半途而废，或极端民主不能形成合力是常有发生的。为什么在我们要有必要的集中？看看“文革”的实际例子吧。那时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群众自发地分成二派三派，甚至更多派，这真实的切肤之痛好像发生在昨天，这就是现实。没有共产党的核心凝固作用，群众就会散乱，将有分裂几派的危险。而乱，分裂就会软弱，就会挨打，甚至亡国，如俄罗斯和利比亚。这绝非吓唬人，我们已有无政府和极端民主的先例，难道要再重复吗？只有保持必要的集中才有力量，才可避免群众散乱和分裂，保持国力强大。集中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从远古时代人们要战胜比自己强大的猛兽就知道团结的真理。共产党的领导已将我国带入快速发展时期，这来之不易的历史现实，我们应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为指导，这使我们的党为了人民能包容和接受各种较先进的思想和较合理的做法。它以事实证明了它的集中与领导的出色与成功。

广泛而切实的民主不但不排斥必要的集中，相反只会加强它。“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共产党的集中与人民的民主绝不是矛盾的：通过切实的民主，能很好的直接反映和汇集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和要求，并在这基础上做出的决议就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与集中能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因此更能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加强党的领导与集中，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人民，和人民保持高度的一致。切实的民主，就能保证有坚实的集中，不切实的民主，不会带来长治久安。“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样做的，但需要的是把这民主集中制全面化，结构化，公开化，制度化和法律化。而不是临时化，应付化。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民主和集中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是必然的，自然的，现实的和必须的。没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只讲集中，就会使党和国家的领导难免会最终脱离人民，而脱离人民，最终避免不了垮台。前苏联自我崩溃的惨痛教训，我国历代王朝直到蒋介石政权倒台的根本原因就是脱离人民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这民主与集中都非常重要，不可偏费，但二者的作用有所侧重。中国宪法就这问题单列出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治理整个国家也是如此。

1949年的建国，1966年的文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老百姓奔小康的致富运动）的历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三件大事。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华丽空洞的词藻无用，抽取个别的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抹黑与取宠的做法绝对不可取，因它偏离了事实。必须以主要脉络为根据才有说服力，才是对历史负责。

这三件大事是毛泽东总结他健在的两件事，加上现在的改革开放。无疑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以“为人民为目的”的努力和广大群众的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不同的是建国与改革开放都有积极的建设性目标，而文革以破坏为目标，以为破坏的是旧世界，新世界就会创立。

在第一件事中，在我们艰辛的建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几个年轻人的奋斗到新中国的建立，有序而有力的领导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权，开始了人民千年的梦想，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的胜利，是人民土改翻身的胜利，人民有冲天的积极性。

但在第二件事情“文革”上则用错误的方法，得到了与想象完全相反的结果。文革前后有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更重要的是文革想以各省市成立“三结合”（解放军，人民群众和干部）的领导班子为结束，老百姓不再惧怕政府官员，而是官员怕老百姓。这段历史不可抹杀，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动机：想给人民以更大的权力，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因而也调动起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目的本来应说是正确的，是有现实意义的。为实现这一目标，本可以有条不紊的加强民主法制，加强人民在人大中的权力。但错误地采取夺权，斗争的目标完全混乱——以反对资产阶级复辟为目的而夺了大部分基层共产党的领导权，好像权力不在共产党的手里，一时间，无政府代替了基层政府与党在各层组织。物极必反，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起了倒逼的作用。

这第三件大事即当前的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为目的，同样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几乎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全国大多数人民都在为自己的致富而努力，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共产党不惧意识形态的障碍，勇敢地引入市场经济的做法和概念，适当而逐步地搞活个人经营，形成万众创业的气势。在不到40年间，将我国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这运动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一部分官员因缺少民主的制约与监督，几乎半公开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不正当的自己首先发财，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可见，经济上没有民主的监督与制约，会产生多么严重的问题。幸好不算太晚地发现这问题，被大刀阔斧，毫不手软的纠正。这反腐建廉，可以说第二次纠正了严重错误。

改革开放或讲老百姓的致富运动现在方兴未艾，但已到冷静思考时期。如何继续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保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继续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经济。从人民的角度来说，只有真正做到人民为了自己致富，才可能有万众创业的积极性。致富是永久的动力，任何时候老百姓都有积极性，就看我们的引导和管理水平。

过去，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出自狭隘国家利益的颠覆，当时我们的力量还弱小，我们的制度还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人民对我们的制度还有一个逐步建立信心的过程，这时，我们多强调一些集中，我们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是绝对必要的。但也因此付出了十年文革的惨痛代价。现在则不同，个别国家出自狭隘民族利益颠覆的企图还存在，它们绝非是出自好心从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或纯粹从意识形态出发（俄国已变成选举制，但他们对俄国仍采取敌视态度就是证明），但我们已变得强大，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经济制度改革是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优越的，人民也对这一经济制度建立了信心，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从政治上改进。要不失时机地搞好基层的政治民主。

政治上也要两条腿走路，或＂两只手＂抓的思路。中国共产党要掌管并稳住领导大局，代表集中的力量，并切实通过基层的人民民主，充份发挥人民的制约与监督作用，代表民主的力量。

共产党不是空架子，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党员个人组成，他们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他们在人民之间，起着领导，先锋模范以及凝固的作用。好的党员不怕人民的监督，也正需要人民大众看着，才能起到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倒是有问题的搞特权的个别党员和官员才害怕暴露在人民的眼睛之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口号和目标，多少前人为之奋斗，是老百姓的期盼。但中国又必须有共产党的集中，集中才能汇集力量。

党性与人民性是不是高度的契合，这不是靠理论证明的问题，而是实践检验的问题。优良的党性是人民性的高度集中和浓缩，反过来又指导人民性。我们必须讲党性，而党性又是建立在人民性的基础之上，它比较集中反映在上层建筑中，当然基层也要讲大局，坚持党性。而人民性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它比较集中反映政治和经济基础中的问题。当然上层中也要直接反映人民性。

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首先的也是第一位要加强的就是加强党对人民高度的代表性，高度保持和人民的一致性，各方面成为人民的表率。它建立起领导权，指挥权，命令权和人事权的强大基础。它决不是像军队一样，把人民当作下级而发号施令。“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 。因此在基层，在广大人民间越是民主，在决策中越是能集中并代表人民的需要和要求，就在上层中更有权代表人民，更有领导权。这样既通过基层民主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性，又没有高层两党轮流执政对政权产生的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历史不容假设，并谁也无法承担假设错误的历史责任，现状是历史自然形成的。

共产党要代表人民，不能代替人民。代表人民就要广征民意，大力发扬民主，只说人民真想说的话，想人民真想的问题。“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代替人民，就是自以为是，把人民，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边，独断专行，想当然我所说的就是人民所想的。在现实中，如，在住房，医疗和教育这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上，是大力推进商业化，使这三者快速发展，以有利经济的发展，还是对这三者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发展慢点儿，但有利人民当前的生活，或取其中间。这不能想当然，要广征民意，发扬民主，公布民意，公布代表人民做的决定。要各行各业工作的广大人民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只有他们确信自己直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能办到。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要搞好我们的民主。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邓小平）。封建主义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产物如天赋神权，世袭制，等级制，三纲，裙带关系，升官发财，家长制等等仍大量的存在着我们的周围，这联系着各种特权，联系着大量的额外利益和严重阻碍着民主集中制的执行。1949年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有封建主义的才可称得上复辟。封建主义决不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突然消失，所以要防止它事实上的复辟，防止封建的特权大行其道。

我们习惯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罪于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封建主义（广义的，或叫君主体制）。封建主义才是贪腐真正的根源。资本主义从本性上讲，只承认金钱（资本）的差别和作用，。它不承认和反对其他之外的一切差别，特权和束缚。因那些差别会带来各种束缚而最终阻碍生产和创造利润，影响资本及新生资本家的发财之路。这在客观上，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这他们是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形成。我们可以加以利用。我们从他们那里引入了市场的概念和做法，搞活了民营（私营）经济，团结了像荣毅仁，马云这样的资本家，还应借鉴他们搞民主自由的一些思想和合理的做法（这毛泽东已提出，尽管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大体意思还是相同的）。我们要把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到底，防止封建主义在我国的复辟。但要区别对待那时产生的优秀的文化与思想，即文明。我们的理论需与实践相统一。美国的对外政策当然出自资本主义的本性，但混有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它反映当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外会如何扩张，对内金钱会如何强烈影响着它的制度。我们必须有所警惕。

特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它是关联着大量隐形的经济利益。大小不同，依官阶而不依资本大小进行利益分配。这不会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因而对生产力是个阻碍，所以连资本主义也反对。非法聚敛财富靠的是当大官有大权，他们必然会全力维护他们的官位和等级制的特权，并把这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这是典型的封建主义的复辟，是旧中国的封建官僚的作法。有特权必然有贪腐，特权是贪腐的温床。 因特权像贪污一样不劳而获并隐形，所以它不仅不公平，而且容易吸引人们为或获取更多这样的利益而不惜贪污。像住房医疗交通甚至墓穴等特殊待遇，退休后的秘书班子等都属程度不同的特权。这套体系正好迎合了我们的封建意识，容易使我们觉得它们是自然的应该的。我们应彻底战胜特权待遇，坚决杜绝一切以公款为私人建造住房，而不是像特权让步，按官价制定住房标准。因为已发差别工资，就应像老百姓一样到市场上去买住房，现在已和以前不一样，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房子。特权与我们的延安精神大相径庭。

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的高低都应是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群众一样，决不应该有特殊。1942年在延安，毛泽东引述孔子的一段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表明领导干部要能过硬的指挥别人，自己要先做的正。在回答法国特使马尔罗的问题：“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讲：“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 。回顾延安时期的精神，如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使我们为之感动。

严格讲，对任何人，凡工作需要以外的特殊待遇，健康原因以外的特殊照顾，就属于特权，应加以逐步取消。为了保持效率我们已支付了差额工资，为什么还要有这些特权，为什么还要做这大量额外的支付？为什么还要建设将军楼，部长楼等。我国干部待遇基本是参照前苏联的，这是脱离人民的，而苏联就因此而垮台了。我们为避免重蹈苏联的老路，就应彻底改变这些。脱离人民就是讲，我们的干部自己定的福利收入大大好于普通百姓。我们要代表领导人民对此要特别注意。特权不彻底反对，就无法制止贪腐。这些问题是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老百姓反对贪腐有着天然的极大积极性，所以依靠老百姓是根本的长期的解决贪腐之道。中纪委可常驻适当级别的人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融入人大中，接受双重领导，不光靠个别人而主要依靠人民，和他们一起反对腐败，使反腐长期化法律化。人大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可提请中纪委帮助，平常中纪委靠人大。中央直接反腐，对解决重大和高层官员腐败案件是必要的。人民参加反腐是过去封建社会皇帝派钦差大臣进行反腐所不能做到的，因而能较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资本主义由于坚持财产的私有制，不能跨越这最后的屏障，因而在经济中，不能依靠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逐步壮大起来的国有经济，私有制使企业也因同行业的利益冲突和封锁信息而不断引发各种经济危机。纯粹的市场经济也因盲目性而使生产力和一些资源容易大量偏向某些方面，不断出现生产力过剩资源被乱用的现象。为使生产发展，它不得不消灭部分生产力和紧缩资源，造成资源巨大的浪费并导致经济危机和阻碍经济发展。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时，要有所警惕。因资本主义坚持财产的私有制而不能真正解决贫富在相对水平上的绝对分化，在人们之间造成不公，将来必然会垮台。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也限止于财产的私有制。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并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方法的改善，私有制不再具有优势时，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马克思）”以后，最终资本主义会走到它的尽头。人们组织起来采用公有制大规模的经营总会优越过个体的分散经营，因此我们和资本主义最终要分道扬镳。

改革已到深水区。经济基础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由原先的纯国有经济转变成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各半分天下，这就使我们的上层建筑从结构上法律上和理论上跟着做相应的变化。

其一：随着这基础的变化，人民的层次发生根本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工农兵干部，而变成有马云刘永好王石那样的资本家和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普通的工人农民日渐势微，中产阶级在发展壮大，他们的声音要通过民主的方法发出和被听到。

其二：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人民自己亲身感受到当家作主-民主是基本条件。

其三：市场经济使民营企业的个人掌握大量的资金。个人经营，又没有什么监督，就很容易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收买官员，以获得非正常的照顾，使贪腐曾出不穷，侵蚀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封建主义影响还很深，新发展的资本主义也会无孔不入，所以不可小觑。但再怎么隐蔽，也逃不过人民的眼睛，这只有搞好民主的机制，这才使那些官员贪腐的念头暴露于微末之始；

其四，由于市场经济的变化，使房价，教育和医疗费用激增，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假冒伪劣产品，各种骗假毒层出不穷。乱象之中用重典。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省市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能治理，而因为市场经济使各种利益激增，本位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成为主导，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一旁。比如房价就可通过大量建造经济适用房就可得到有力有效的控制。但经济适用房会减少地方和部门因房产而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只做不疼不痒的限购，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足够大的民主，人大有权并积极对此监督管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其五，政府官员欺压百姓的事常有听说，这不能只靠官治官，下级官员糊弄上级官员并非难事，但糊弄不了老百姓，让官员对老百姓有所敬畏，充分的民主，人大对官员任命参与权是绝对必要的。对政府官员的评选目的是让人民接受而不仅为组织部门提拔。评选范围应由广泛的群众参与，对评选的结论应公开，当人民的官员是不容易的。需养成官员敬畏老百姓，而不是老百姓怕官的习惯。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决定了我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的关系，解决的唯一方法都在搞好民主。不能把搞好民主看得可有可无。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和我们的民主工作实际已做作了大部分，但在关键点上还差一点，需要完善。

首先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要满18岁，并遵守和拥护中国的宪法，没有外国国籍，具有适当数量的人提名就可成为候选人。要靠宪法的规定来保证人大代表拥戴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因为宪法里对此有所规定。但对不合格的候选人，同样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才能取消资格，不能靠基层个别领导的选择，并以此来保证代表能拥护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因这样代表往往成了基层领导的代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换届领导小组不能由政府决定。因为这和人大对政府的制约监督作用有利益上的冲突。候选人中不应由任何政府任职的人担任（可以辞职）。各级党员应在一定的比例下积极参加选入人大，在人大中代表民意起模范带领作用并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法律中明确规定人大对政府的各种制约，监督，广集民意和人事任命免权，完善健全和落实人民和共产党所具有的依法治国和管理政府的权力，就如同我们的宪法规定对国家主席的任免，法律规定国家主席所具有的各种管理权力。选举人没有匿名的保护就没有公平的选举。另人大代表必需发放工资，保持经济上独立于政府，这样人大才能避免形同虚设。同级人大对县长市长等作满意程度的民主选评。凡民主选评为不满意的官员不能任命为政府正职。贿选就是犯罪，必须绳之以法，不是罢免就完事了。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要像钢铁一样坚硬。人民做好选举也要有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从不会到会，从不好到好，要加以热心的帮助，不能以此为借口，加以阻拦。我们广大的党员在和平时期成长，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他们没有生死的考验，缺少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考验。故光靠理想和道德的教育是不够的。在广大人民与党员之间，要具有精巧的能产生制约与监督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量，相互协调运作，使之能在大政方针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我们在和平长期执政，不可按战争年代为求效率而简化结构，不做这方面的设计。

总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迅速强大说明领导和集中做得很出色。将14亿中国人民凝成一股绳，发挥集体有组织的坚强力量。但政治上，也曾出现过“文革”，经济上，又出现巨贪和官员较大范围的贪腐，说明我们制度上还有较大的漏洞。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光靠一个廉政公署就管用，但对有十几亿的大国就不行，就得靠民主制度的健全。过去历代王朝都有一个从盛到衰的过程，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袭制而造成皇帝的脆弱。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皇帝个人就对整个国家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不可能长治久安。整个反腐建廉和其他治理建立在一两个人之上的制度是脆弱的，难以承受历史长期的考验。必须民主制度健全。

西方的三权分立，仅从权力的功能上分立，虽可管住权力，有些做法值得学习，但从根本上来说，三权分立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只有像我们的人大与政府首先分立并将它做好，才可保证人民的利益。来源于真实的反映人民意志的制度，会使我们对我们的制度的充满自信心。

人民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共产党站在这历史的潮流中带领人民趟过这深水区。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马恩）”。我们的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为指导，事实也证明了它领导的成功。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砸鍋推墙”，只能给中国带来像文革那样的混乱。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思想是站在人类历史和思想道德的制高点上，超越任何前人的思想。我们认为只有这点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与伦比先进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民政权唯一正确的大方向。它是任何势力也无法妖魔化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必将欢迎，在人类的社会中将永远闪耀光芒。马恩列毛的其他论述，如资本论，国家与革命，武装斗争，阶级斗争，和平努力等等都在说明这个世界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其中方法会因形势不同而变化。但为什么人却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永恒的主题。“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要远远超越含糊不清的人权思想，因为人权在讲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力，没有讲清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讲清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而且要更进一步，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试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人人都能享有充分的民主与自由，并因有合理与必要的集中，集合团结有组织的力量和个人奋斗的力量一起发展经济，使经济得到较快地发展，人民能共同富裕，为世界立下榜样。我们信仰的先进思想和务实的态度使我们能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终极目标。这是伟大创造的年代，做的是千秋万代的伟业，是历史的大趋势。这“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利益”的思想或多或少能追根到中国二千多年前老子的“上善若水”，孔子的“仁”即“爱人”，孟子为他人取“义”，墨子的“兼爱”等一系列古老的但传承千年的文明。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爱他人意味着为“绝大多数他人谋利益”，而这莫大于让多数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相信，在“为他人”这点上，从孔子到马克思再到毛泽东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本人可能并不知道孔子，但这并不妨碍“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具有相同的思想”（Great minds are always same）。

建国67年是艰辛的，但“为人民服务”却始终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广泛的民主因有必要的集中而强大；必要的集中，因建立在广泛而真实的民主上而坚实。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毛泽东）”的局面，总之一个具有民主自由，集中纪律的局面将把我国政治带向更新的高度，为世界为人类立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