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和令计划等大大小小的贪官的揭露，这场反对腐败的斗争交出了一张不错的答卷。但我们在高兴之余却免不了沉思，因党政机体中产生了这样严重的贪腐现象，这脱离人民和公正，置我们的政权于危险之中，,因我们知道更艰难，更细致的反腐和反脱离人民的机制的建立正等待着我们很好的建立。治标与治本须同时推进。一个好的机制是能自动地随时随地的对任何偏差以纠正。这关键是要建立人民直接的制约和监督制度。

像美国政府由党派之间的制约监督，最后又局限于政党之间的竞选，保证候选人的“纯洁”，保证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大资产阶级，并在执政中，会为无谓的党派爭斗而浪费时间和效率，由于没有直接发挥人民的制约与监督作用，难以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这至少是不彻底的。我们要依靠人民，而且必需依靠人民，历史最终要看人民的态度，共产党历来依靠人民，因“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决定着一个政权成败，是最终战胜腐败的法宝。这决非空话。建立人民的直接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保证政权不脱离人民的根本措施。这一下子深入到人民这一根本上，是一个政权真正彻底的制约与监督。人民的政权为人民，人民要有权直接参与政权，这是不可旁贷的工作。

   这一工作是非常伟大的，功在千秋，它会远高于华盛顿初立美国的体制，是历代封建王朝所不能进行的，是任何资产阶级所不能进行的，就在于他们的本质所決定。封建王朝自不用说，资产阶级因其以资本私有制为根本，决定他不能让没有资本的广大人民直接拥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只有共产党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建立起这样的制度。 “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这质朴的话讲出了我们过去约一个世纪并现在仍进行的模式，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权力在一定时间内决定一切，但它并不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完成。前苏联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人民政权，就在成立74年后，在人民的支持下轰然倒台。

    1949年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但"权力君授"，单纯依靠上级任命下级，授予下级权利，人民往往只能是旁观者。这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政府不应为效率，像军队那样，完全由上级任命下级。要保证政府的官员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人民的代表有权直接参与对主要官员的任命。

     共产党唯一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共产党要随时代表人民，是历史的先锋队，但不是代替人民，人民才是主力军。中国封建王朝所不能做的和前苏联所没有注意做到的，是从法律上，组织结构上，决策程序上，官员任命上，让人民通过其代表能直接参与和监督政府决策与任命；认真落实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决不能代替人民代表的选举；编制下面所述的“人民满意程度指数”，并以这指数来决定的对官员任命和提拔。这指数可直接反映每一官员为人民谋福利的基本状况，客观地数量化地反映给组织部门。使组织部门心中有数。这指数编制的越好，各级官员越能为人民谋福利，总之要依靠人民，才能堵塞腐败与脱离人民的漏洞。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政权表现好不好，不是看你说的如何，而是看你做的如何。

     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的政府机构，尽管政府机构是由共产党所组建的，所领导的，所主要组成的。但一旦政府机构成立，对与不对，它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自己的办事原则，自己的决策程序，自己的组织原则。可以说它是党和人民的管理国家的工具，但工具不等于自身。工具要有效率，要好用，就需要经常加以认真的维护和选择。

     此三者：共产党，人民和政府机构的关系应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谋幸福求解放，而人民和政府机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着。苏联的解体不管有什么具体原因，最后归结一条：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是根本一条。它告诉我们一个沒有人民群众充分而直接的参与从而不能反映人民利益的政府在人民的冲击下会迅速地倒台。哪怕是列宁亲手缔造由斯大林发展的政权也会在人民的反对下倒台。要想不重蹈苏联解体的老路，人民的直接参政是必不可少的。在人民的利益与机构的效率二者中，人民永远为中心，永远不能失去人民的利益，要让人民直接告诉你并决定他们的利益。苏联解体的悲剧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沒有一个正确的政党领导下，一个政府倒台，只能造成社会混乱，人民并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

    纵观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进行过多次运动。大部分运动的目的都是与自己建立的庞大机器的不良风气作斗争的历史。直到文革，开始目的都是与自己的庞大政府机构的各种不良风气所作斗争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失去了大部分共产党的组织，而是不成功的。这看起来，像是自己和自己斗。其实不然。后来在共产党与邓小平的领导下，做出了巨大的纠正，而且更近一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我国推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恢复了现在的体制，但在这体制下，文革后才三十多年间就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我们的政权也面临着苏联政权倒下的危险，这绝非偶然，也不是因为个别人所造成。而是我们在“不能腐”方面作的不够。经济必须发展，腐败必须杜绝。在共产党与习近平的领导下展开与腐败做坚决的斗争，提出依法治国。但人民与庞大的政权机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过程仍在继续着。

     这政府使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在运作了几十年后，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和一定的官僚主义。比如，像人民总结的那样，新的“三座大山”，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这决非小事。由于各种顾及，而不能快速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什么没有顾及人民的感觉？再比如，在财政税收开支，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等方面是不是首先从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出发，是不是从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有些部门过分强调了企业的利润和经营，过分强调了单位具体和特殊的情况，从而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民。人民的制约和监督设计好可以自动杜绝这些问题，在决策过程中，让人民（或通过专家组）决定，多数情况下总会好过一两个人做决定。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覆舟讲的是长期民怨,累积最终暴发，,导致民众揭杆而起。这总结了古代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也是个警示。

     各级官员在“上级，人民和自我” 这三者中如何摆这关系？因为只有上级能決定下级的命运。上级要求下级有业绩，因此下级把这一权力的应用主要看作为自己对上级表现的机会。因此一定把上级摆在第一位，把“自我”排在第二位，人民只能排在第三位。这是根据官员的平均觉悟所讲。

    但历史要求共产党要打破这顺序，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现成的模式就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逐步做到人民自己选举人民的代表，作到人民要有权直接参政。中央巡视组代表人民但不要完全代替人民，要和人民一起监察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和任何脱离人民的地方，和官员是否尽心尽力为人民谋幸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正是为此目的而安排的，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不是与腐败，脱离人民和官僚作风作斗争的旁观者，而应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人民及其代表的基本的责任，而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它在各级都有常设机构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制约与监督作用。人民要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前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在一个党的正确领导下，稳妥的经过不断的努力而实现。这个党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人民的需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责无旁贷的奋斗目标。

改进决策过程， 大事，政府和人大必须事事联合决策，以人大为主。人大不能只给政府一个原则，重大事情必须参与决定细节。这是事前制约。事后进行问责和监督。

    编制“人民满意程度指数”，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体负责编制和提供，供组织部门参考。其中指数不及格的人，不能提升和任命，指数达80-90分可考虑破格提拔。这用电脑完全可以编制这一指数，下面提出一些有关项目供参考:

a.人民的收入指数（硬性指数'），

b.贫富差別指数（基尼系数,硬性指数）

c.人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相关指数

d.人民的福利便民措施: 文化体育设施，交通，邮电，银行，水电气等缴费，政府和政府企业办事原则的必要性，公开性和效率性，购物，卫生整洁，环保等。

e. 人民的投资: 存款，股市，债市，楼市（对专业主管官员。地方官，为参考）

f.等等。

     几千年来，广大的劳动人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先后冲破了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束缚，不断发展着经济，不断地解放着生产关系，从而反过来不断地解放生产力。使这一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着生产力的提高。 最后我们建立起人民的政权。但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一回事，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与人民是现代诸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政府为了管理这个国家需要建立起各种法律法令法规以及规章制度。但人民要摆脱一切不合理的束缚。因这不仅关系到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是我们的宗旨。毛主席在1944年就提出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一切宗旨。政府的管理与人民摆脱不合理的束缚，这二者不可偏废。这就要求处理好人民的长远和短期的利益，有条不紊，尽可能的将人民极大限度的从各种不合理不适当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摆脱和解放出来，解放人民就是解放生产关系。对人民不合理的束缚，也就是束缚了生产关系，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就是新时期解放生产关系的主要内涵。

      中国共产党有着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的光荣传统。它是毛主席及老一辈先行者所创立的，由我们这一代不断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在做出每一项决策时必须小心的处理，这也是重要的考验时刻和基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