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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其主权的风险,人民币这个SDR的新生儿在激烈的博弈中的成长问题,西方所主张的浮动汇率制与货币的基本功能的严重冲突,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与监管刻不容缓的强化,股市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实体经济,实际就是为上市公司融资服务还是上市公司为投资者增值服务?不同的结论带来截然不同股市的表现,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在逐步融入世界金融市场中首先碰到的问题。
 
一个国家怎样储备它的外汇完全是主权方面的事。它的解决方案选择较少,但又是重大的问题,需要有一定的解决。没有最佳方案,也退而求其次。中国外储保管的基本原则适度的透明有利于全面融入全球金融的努力和扩展。世界的政府的和私人的投资者因了解这管理原则而放心投入。其实基本原则就是第一要考虑各种风险,特别是主权风险;第二是流动性,就是可随时备用,第三要考虑到它的收益性。
 
我们完全做为一个旁观者,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集中在美元,主权(国别)风险极大,加上美国动不动就对别国“封锁制裁”,这使风险剧增。对别国的随意“制裁”这实际等于降低了美国的主权评级,加大美元投资者的担忧,使用美元的人担心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被列入冻结美元资产和制裁的名单。万事总有个代价,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别人的“制裁”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国际评级机构对此事完全没有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上,对如此重大的事件视而不见。应择机,逐步分散中国的美元储备。
 
要避免一定的主权风险,可考虑基本按各货币在SDR的权重,外加我国对各货币国稳定及政治风险判断的权重而将外汇分散存于有关的国家。当然现在看存于非美国的国家是不如存美国理想,但为避免风险要有一定的代价。这也有利于我们对存放外储国家的外交,加强其对华对我出口的友好态度。欧洲现在不够稳定,风险较大,可考虑通过德国法国政府(信誉最好)或银行做一定数量的6个月至一年的货币调期,逐步加长时间。根据美元与欧元的利息差别,定好现在买入欧元和今后卖出欧元的汇价,把现在买入的欧元做定存,并定好今后不管欧元发生什么,对方都要承认我方手里的欧元。这相当于货币互换。在开始做调期业务时提出条件比较容易实现,因他们需要对欧元的支持。人民币在SDR的份额可考虑摊給1. SDR的其他货币,2. 港币,3.较稳定的并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其他非SDR货币,如瑞士法朗,澳大利亚元,4.黄金。
 
外汇储备是国家的资产,基本来源于各种外面已卖给国家的外汇和没有流入的但归属国家的外汇资金。但不是原资金所有个人或公司的资产。其作用不外乎五个方面: 稳定汇价、进口使用、国外项目建设、融资和其他各种需求。下面不打算就理论问题进行全面议论,只想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谈一下看法:
 
汇价要保持相对稳定。人民币这个SDR 的新生儿得经受国际上做多做空战火的洗礼。这无疑需要充分的外汇储备。按理说货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衡量商品与劳务价值的尺度。这要求,对内,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对外,要汇价稳定,保持购买力的恒定。但西方却主张浮动汇率制,说它有调节外贸的作用。但其利弊值得讨论,不可轻信它的好处,因它与货币的基本功能有严重的冲突。
 
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基本责任就是要保持它所发货币价值或讲购买力的稳定。各国的经济学家要持理发声,不要人云亦云。货币就像石油运输管道,买家最终目的要的不是管道而是石油。货币后面的商品是买家的根本目的。无论从货币的价值尺度,储值作用和流通手段都要求币值稳定。汇率稳定有绝对稳定和相对稳定之别。按理应保持绝对稳定,但主要货币美元不稳定,你绝对稳定就成绝对不稳定。所以要保持相对稳定。但随着人民币的发展,今后要实现绝对稳定的目的。
 
几十年前,美国由于无力按当时的汇价兑现对外币的需求而放弃之前定好的汇价。本来照理说美元单独贬值就可以了,但美国把大多数货币一起拉上,创造出个浮动汇价的事实。因此浮动汇价从一开始就带有先天不足。从诞生到1990年,浮动汇价像坐过山车,像脱缰的野马,被世界的投机者疯狂炒作。西方几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多次对外汇市场进行联合干预。作为参考,其联合干预的资金总量为美国联储动用的三四百亿美元,现在粗算来,就是三四千亿美元。这种疯狂炒作现有所收敛,但不定哪天又会针对一国货币重新发难。我们最近看到的主要实例就是卢布。卢布在短期内大幅度贬值。所以不可不防。现在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维持汇价稳定,所以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别看现在一般外储少用,但足够的外储摆在那,就起到心理的稳定作用。稳定人民币,西方几国全不能指望,而且有些幸灾乐祸。当然能在IMF下,有关国家签署联合协议,协助保持SDR有关货币的稳定会有助问题的解决。但不易。从交易的心理来说,当一国货币贬值超过一定的心理底线时,它极易发生崩溃式的贬值,如前一段时期的俄国卢布。不可不注意。现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仍在,不可放松警惕。但从走势看,我们感觉人民币处于关键阶段。如能将人民币推高至6.8300对一美元左右,做空人民币的力量将很可能全线崩溃。
 
按一些人们认为,通过一国货币贬值,而对该国出口产生刺激,但从世界各国角度出发,总的结果基本是零和游戏。你赚的就是别人赔的,或说一国靠货币贬值增加的出口,正是别国出口的减少。等货币贬值引起出口的增加,如真的这样,也需要时间,但直接带来的是别国出口的减少,容易引起争相贬值和贸易战。只有直接提高一国的生产,才能真正提高全球出口总量。作为一个小国,它通过货币贬值,从别人身上揩点油,别人减少一些出口,分摊一下他出口的增量似乎有效。但增量,并不一定增值,另外别人就那么愿意被揩油吗?大国这样做,给各国带来的冲击就很大。另外,保持汇率稳定,全球贸易如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会得到世界商人的欢迎,大大有利于外贸和资本在全球的流通。
 
进口需要外汇自不待言。我们这里想说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外贸逆差,和美国对日本的外贸逆差性质完全不相同。美国对日本出口没有什么限制,基本上,日本想从美国买什么就买什么。因此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完全是靠争夺美国的市场形成,比如日本的汽车产业。但美国却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美国不卖给中国这想买的产品,就是它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品。它的贸易赤字因此只能怨自己,而并非中国争夺美国市场而形成。从贸易产品结构看,中美贸易基本是互补的或可以互补的,并非由于汇价或高或低那样简单的原因所造成。
 
融资,外汇储备充裕,比较好借钱。你有钱,别人总愿意借给你钱。但即使有钱,也应发债。发债使短钱变长钱,可以多使用短钱,就可以将资金使用在项目上。通过对外发债,借入五年十年的钱,搞项目投资。借了长钱,可适当减少短钱活钱,但仍要保持一定的短钱活钱。如短钱活钱少了一点,就可增加收入。但借钱成本总比存钱收入要高,这些损失可从项目投资上弥补。
 
贸易开放容易让人联想到资本市场的开放。但资本市场的开放可能带来资金的大进大出,对汇价形成冲击。所以连美国都有所顾及。查洗钱和查黑钱应该由专业的警察负责,但他们让银行牺牲效率,用查洗钱和查黑钱的办法拖慢资金进出的速度,是得不偿失的。我们需要加大惩罚资金非法进出的力度。但国际资金合法的自由进出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而且有利于吸引外资,筑起金融的强大支柱,加大金融对GDP的拉动作用。但步子要稳。我们曾建议先对外国政府及其附属的机构开放。因他们一般不会炒买炒卖,而一般它们都投入债市,不投股市。这正好符合我们现在的要求。有了开放经验,才对私人开放。总之政策要对路,监管要到家。
 
我们知道股市是属于市场经济的部分。那么到底股市是为实业就是为上市公司融资服务?还是上市公司为投资者增值服务?这两个口号或目的截然不同,反映监管的态度不同,带来的结果也大相径庭。美国与中国股市不同的表现就是雄辩的证明。如果提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服务,那极端的例子就是募捐,但这就没有股市了。这是典型的国有经济式的口号。市场经济要求上市公司须为投资者增值服务。这是世界大多股市的口号。股市监管也要符合这大方向。
 
其实股民如对收入满意,才可能会投入股票和投入更多的股票,而这收入决不是炒股的收益,而是上市公司付出的股息。股息足够好,中外股民有持续的兴趣投资股市,这不也正是为上市公司的融资做更好的服务吗?如股民不满意,不投资,股市就会不断萎缩,我们一发行新股,就引起股市下跌,这怎能为上市公司融资服务?这是明白的道理,我们的人首先要弄明白这道理,不要硬着头皮,拿中国的股市作你的试验。因为股市是市场经济,要遵守世界成熟市场和规模与A股市场相当的市场的规律。说实在的,融资是股市的最终目的,但不是直接目的。直接目的是为投资者增值服务,为投资者设立投资的场地,这不仅要喊的响,而且要做的漂亮。就像吃饭最终目的是维持生存,但我们一般吃饭可不是想到生存而是美味。如把吃饭降低为生存而为之,就会降低对食物的要求,股市管理也同理。要是我们的股市到了饥不择食的时候,成为强迫,而不是股民自愿的,那就危险了。再把视野放在全球的投资者身上,他们如不被好的收益吸引,他们是不会给任何公司投资的,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实业。所以要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和世界经济导向,坚持上市公司为投资者增值服务的大方向。
 
另外债券市场,债券的升跌不是第一位的信息,应要首先提供发行人、到期日、到期收益、价格和债息的基本信息。但我们的许多券商不懂这样做,而把炒买炒卖首先需要的信息如上升了多少下跌了多少等摆在前头,基本信息却难以找寻,这不方便投资者。不要忘记大多数关心债市的人是债券的投资者。另外可考虑发行人民币永久债券,这类似发行股票,但这要一季度支付一次债息,并规定几年后,按100%的价位,发债人有选择收回该债券的权力。
 
总之,外汇储备作用巨大自不待言,风险也是巨大的,我们对各项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必须准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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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

冯毅

115篇文章 120天前更新

作者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曾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工作15 年。在此期间,参与负责管理中国的全部外汇与黄金储备。之后,1989年加入北京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到香港加入美国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SmithBarney)后,在香港美国花旗银行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顾资银行等家外国银行,负责投资理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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