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总行资金交易室及国内资本市场初建的十年（2018/2修改）

 

本文列举了不少人的真实姓名。他们为中国国际与国内现代金融做出了开山的努力。他们作为一个国际间较大的银行中最活跃的一批人，他们不仅一诺千斤，而且要对国际形势及各种行情洞若观火,一些年轻人建立国内资本市场的努力让人难以忘怀，值得一提。

 

前言

   

现代国际金融，几乎将一切业务、交易都化作买卖行为。其中由以金融类的买卖首屈一指,比如外汇，股票,债券，金融商品，黄金，存款，信誉评级，房屋贷款，企业资产，公司的不良资产等等不一而足。它们的价格可能大幅度波动，也可能在短时间剧烈起伏,成为鲜明的特征。在那初始的岁月里，中国银行是代表国家执行所有外汇业务的唯一银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交易室（处）为更好的管理我国外汇与黄金储备而建立。它常以巨额资金来买卖外汇，债券，黄金，金融期权期货、人民币及拆放资金，对外发行债券，进行黄金白银跨国的运送。这些买卖及在中国国内直接建立股票债券及金融商品期货的努力敲响了新中国直接参与现代国际金融及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开场锣，开启了新中国现代金融的时代, 而中行建立资金部交易室及国内建立股票交易所又为这一开启的重要标志。

 

从1971年起美元与黄金和其他外币陆续脱钩，浮动汇价蛰伏几年后便开始了剧烈动荡的1980至1990十年，这是迄今为止浮动汇价动荡最剧烈的十年。外汇买卖本应根据各种实际需求而进行。各国中央银行应负责维持自己所发货币币值的稳定。单纯汇价调节国与国贸易不过是零和游戏。浮动汇价促进一国外贸经济的作用不过是把别人身上的肉多切下来一些补充自己。这能使各国经济总体趋向平衡与平均，但并非真正发挥增加世界经济总量的作用。美国依仗自己那时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硬要这样做，别人只好随从。从现实来看1980-1990十年间国际的投机者把外汇汇率炒翻了天，汇价像过山车一样地被来回推动，整个浮动汇价在国际市场上像脱缰的野马，一夜之间，常升降10-20%，如同一场场噩梦。这迫使西方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多次进行联合干预。因为浮动汇价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重大缺陷。后来提出管理型浮动汇率，就等于否定以前的放任型（或纯粹市场型）浮动汇率制度，而要政府稳定汇率，货币发行者要执行责任。各国经济实力不及美国，无法抗拒美元的浮动，但各国却有力量来维持自己货币的价值。美元升，你的货币汇率也升；美元降，你的货币也降，保持汇价相对稳定。这种相对稳定也是零和游戏。这和汇价变动而使外贸量的你进我退的零和结果没有什么区别，不需绕一大圈，并放弃货币发行者的责任。发展经济还要依靠各国制度的改进与努力，要使用实劲。

 

资金部交易室的建立

 

万事总有一个开头。强劲的改革之风吹到了我国早期的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银行首当其冲。当时国际黄金剧烈波动，为对我国外储的保值，我们看准了机会，经人行行长李葆华的批准，中行总行于国际市场上进行了大量黄金的买卖，并赢得了丰厚利润，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表扬。在此基础上，加上总行管理的外汇越来越多，外汇买卖的需要越来越多，外商也纷至沓来，就有北京总行自己直接搞外汇交易的想法，不再只委托海外分行。1981年凭借在伦敦这世界国际金融中心工作多年的经验，由高继鲁提议，在总行老三处，后升格为以陈镇泰为总经理的资金部里，组建交易室及资金交易队伍。可以说资金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交易室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刚开始时 , 交易室仅有四人，他们是高继鲁，张国文，张璐和本人。高继鲁和张璐负责资金拆放，张国文和本人负责外汇和黄金买卖。我当时被派到香港，从零学习外汇债券和黄金买卖满了两年回到北京，正赶上总行成立交易室，所以就凑了个份子。

 

打造现代化的交易室

 

国际市场波诡云谲,瞬时可能千变万化，没有荧光监视屏（monitor) 去随时监看即刻的变化，对国际行情两眼一抹黑，这怎么行？但开始时，几乎从零开始，仅凭两三台老式电传机，一边做交易，一边向外询问行情。在常彦卿副行长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张国文和张璐的努力，由路透社首先安装了一台约20吋电视机大小的荧光屏。这可随时监视国际行情，顿开茅塞，眼前立刻明亮起来。这是第一件事。

 

但那时自己做交易，得自己做结算付款，这不符合财会监督管理的要求。交易员单独面对其他银行和客户，他们在几秒钟里就得对外承诺买卖各种大量的外币，债券和贵金属。这是代表银行的对外承诺。他们承诺后，就要付款。如果一个人从承诺到付款全包，这对银行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设置不同的机构和有适当的制度加以监管；而且前面一个人交易做的越多，他后面结算工作做得也越多，这制约了买卖的开展，那里行?于是根据国际惯例，我们请来李哲，张鹏，李强，钱生，秋朝辉，胡志岩等，将前线的买卖与后台的结算分开和分散，使之泾渭分明，解除了瓶颈。他们更年轻有朝气，表现优秀，连同较早在资金部工作的严圣都前后调入交易室。交易室也随着资金部的升格而升为处。资金部在1983年任命王愉瑛为副总经理，王雪冰，王丽丽和本人为副处长, 1984年任命高继鲁为资金部总经理，谌怡恒为副总经理就此初步完成了资金部和其交易处组织机构的建设，这是第二件事。 

 

我们资金部当时代表中行具体负责管理全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我们以美元为主，经常需要买卖大量的外币，以满足进口及非贸易的需要和处理出口的外币收入。由于当时全国90%的进口全集中在总行，因此中国银行（也是全国的）90%所用的各种外币全由交易室负责买卖。当时我国外汇大部分来自香港中行卖港币所得。港币也在市场上不断被投机香港回归的消息来回炒低，最多跌至一美元兑10元港币。我们要不时参加由人行邱晴组织各方参加的“国务院汇价和利率领导小组”会议商讨对策，重点发言分析国际形势，主要的题目之一就是分析美元对港币的汇价。国际市场汇价的剧烈起伏和我们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不能不使交易室的交易艰巨而交易数量巨大，而且还随着我国进出口及非贸易的增长而与日俱增。

 

这使第三件事较变得紧急和复杂，就是要保证交易记录和成本核算的完整准确和及时。开始之初，是个人用小本子手工记录每笔交易。但随着交易数量的增长，这日益成为严重问题，成为负担。

 

这时总行恰恰开始拥有电脑。从开始只有像一台洗衣机大小的单个电脑，发展成像书架那样多体连机。1982/83年，我代表资金部在电脑部葛文的配合下，完成外汇买卖报表的电脑制作。即我们用电脑自动而快速准确地计算出前一天资金部买卖每对货币总的余额和成本（头寸或持仓position），并用纽约的外汇收盘价计算账面浮动盈亏（mark to market），同时用货币利差估算持有成本。这报表后来成为领导的重要参考。我们也搞了总行进口部和出口部收到的外币和国内各分行的外币实际使用情况的报表并按市价计算（mark to market)。我们又制定了交易员守则和对国内外中行各分行的对各其他银行的最大交易和拆放额度。这是第三件事。

 

总之，这三件事现在看似简单，但在那初始的阶段，要达到这种基本的构想，改善架构要满足那时的各种条件绝非易事。但它们最终的解决完成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交易室的初步建设。

 

交易室的人员，支持与它的任务

 

那时中国银行也先从财政部后从人民银行的一个局独立出来，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行的双重责任。当时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常彦卿，王伟才，崔平，李裕民，丁朝宗，张国文，王丽丽，陈镇泰，高继鲁，王愉英，董四海，陈绍金，陈全庚，戚坤兰，陈幨慧，周子伦，李绍基，高斯福，杨文有，张子芹，徐其林，敬毅春，李燕艳，吴念鲁，麦国平，张德宝等都从不同角度给与了资金交易业务以极大的支持。有些直接领导着资金部，有些就在其中工作。王愉英，陈全庚，秦立儒和马鹏飞每天直接负责人民币对各种外币的牌价与买卖。总行三处于1983年升格为以陈镇泰为总经理的资金部。人民币的买卖也归资金部交易处。交易处主要职责形成负责人民币即期和远期及各种外币的买卖，外汇资金拆放和头寸调拨，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买卖及其他的资金业务。1977年前后各海外分行如香港、伦敦、新加坡等分行都陆续展开了外汇及贵金属和其他的金融交易，后来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分行也加入了这一资金业务。这些交易队伍由中行香港分行的宋海鹏，刘茂珍；伦敦分行的王雪冰，陈晓阳，刘金宝，赵盛彪；新加坡分行的任国华，许梦璋；巴黎分行的何广北，梁国强，邱小捷；东京分行的刘道新，南洋商业银行的傅景和蔡丙商等香港中银集团附属的13家分行（2001年10月合并）的交易室人员组成。伦敦分行的王雪冰，香港宝生银行的冯志坚，都是比较早在海外展开黄金及外汇交易。我被派往新加坡分行后转伦敦分行，在我们的带动下新加坡分行的许梦璋王玲最先在中行内开展了包括30年美国长债期货（Long bond futures）的各种金融期货。他们许多人成为我国国际国内金融的中坚力量。这些都给北京总行的直接操作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大约在1987-88 年，总行在阜成门建成新大楼，在王雪冰的努力下将交易室设备现代化，我们也前后从北大北外等校请来像戴莹，李伯潭（李鹏），孙昊，张翌兵，杨建刚，冯兵和陈志纯等大学毕业生及1984年请来的研究生郝建平， 并从中行其它部门与分行和机构前后调入或自己培养的人员，如秦立儒，袁术，张晓勤，梁国强，李鹏，段宏等等。他们的加入和成长，大大增强了交易队伍。当时我们自豪的自我认为全国上大学首选国际金融专业，而学完金融要去中国银行，而中行又首选交易室，这不过是自我高兴一下的说法罢了，但也说明了交易室的重要性。我们为后来发展到有刘祖繁，朱敏等等大批微信群里的后起之秀, 又有晚些时候英国最大银行之一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交易人员刘谦的加盟而欣喜。因市场信息不够灵通，在王雪冰的提议下，将资金交易队伍的大部分由北京搬到香港。

 

中行在国际市场首发债券与创新

 

这当中，王愉英，李燕艳，王丽丽和霍团结组织执行债券的发行与交易。而美国十年国债到期收益在1982年1月曾升至百年以来最高点14.59%（而现在2016年6月降至百年以来的最低点1.71%）。在如此大的振幅中，1984年11月王愉英代表中行直接和野村证券谈判并完成了中国首次在日本发债，，及在德国新加坡等地发行债券。在新加坡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并首先进入纽约市场，进行了2亿美元的银团贷款，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后债券交易部分并入交易室。这时前后加入交易处债券交易队伍还有褚鑫强，霍团结，吴天鹏，陈志纯等，他们积极展开美国，欧洲和日本国债及各种商业债券。

 

在这十年当中和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传帮带外管局(后与中行分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的外汇交易和保值队伍等,在人行五道口对金融研究生讲授现代国际金融的各项交易形式，为其他银行培养了像郭小平，王安豫，朱奇等不少的骨干力量。我们自己编写教材，大力培育中行国内分行人员展开人民币买卖及对外币的保值业务，将中国银行总行外汇资金的交易和管理经验广泛传播。

 

1983年，本人认为图表分析很有必要，我们开创先河由芝加哥引入图表技术，把各种主要价格的波动画出来，价格跳动的脉搏立刻跃然纸上，从中发现与清楚显现规律。对于我们的交易和后来国内股票价格的预测有不小的指导意义。我们内部戏称此图表为"皇历"，就是说要预测走势，总要对此“皇历”先查看一番。在夏立凡及谢涌海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解决了在中行总行做金融期货的转账问题，开始了黄金期货交易。北京总行资金部交易室也开始直接买卖现货黄金。这以前主要委托香港宝生银行和伦敦分行做总行管理的黄金。1983年，由晏正梅、李森去伦敦中行安排账户，以把黄金交易的权力转移到北京。后来很快也开始做货币期权、大额存单等交易等。总行交易室在完成基本任务时，不断创新开发新的交易。

 

以上就是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交易室最初的十年基本建设。中国银行以更稳健的步子大步的迈向剧烈起伏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展开国内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交易员的紧张的交易工作

 

这支年轻的交易队伍，这些“弄潮儿”每天早上要阅读大量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消息，开会分析讨论国际形势及美元债券黄金的走势，保持着警惕的眼睛，时刻注视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不忘85/86年资金部交易室外币买卖中曾取得过的巨大成绩。尽管实际外币可能已由进口及非贸易使用，但这报表上的成绩反映了资金部的工作成绩。我们也曾向中央建议用黄金调期业务顺利解决了1989年所带来的外汇资金急需的风波。我们见证与不得不直接搏击于浮动汇价剧烈动荡的十年。在国际金融价格随时剧烈而快速起伏的狂涛中，他们一个个像高尔基笔下勇敢的海燕，在电闪雷鸣的海面上叫喊着，怒吼着。

 

在有关几千万，几亿美元的外汇和几十吨黄金等的交易中，交易员通过电话或报价机从国际市场上拿到买卖两边的实盘价，真的要立刻对指挥员大声将所得的价格报出。有时几个交易员同时拿到价，都要立刻大声报出价格。对方改变价格时，给出新的价格时，他们也需同时大声报出变化的新价。他们拿着电话或守在报价机旁，紧张地等待指挥员下达买卖的命令。我们一线指挥员要在瞬间判断所报价格是好是坏，是否符合自己想买卖的方向，差别就在万分之几，要大声果断地，用英文"你的，我的和数量"，瞬间向交易员下达简短的买进、卖出的命令。交易员要在对方改变价格之前，按命令立即向对方表示买进或卖出多少金额或多少条黄金（80条为一吨）。价格可能瞬息变化，时机是关键。一场场大声而激烈的报价声、买卖的命令声此起彼伏，交叉喧闹，这真枪实弹的剧烈战斗就是交易室的常态。因金额巨大，转瞬间，由于价格的变化，可能是几十万美元甚至更大的盈或亏，场面使人相当激动。对方也会向我们询价。这正好相反。买卖的指令通过各种电子信号瞬间传到远在东京、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伦敦、甚至纽约等的交易对手：银行、金商等金融机构。这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当我们判断美元黄金等价格要下跌或升起时，在北京直接进行买卖，或在晚上来临前，给伦敦分行留下买卖美元，黄金和债券梯形不同价格的各种委托。关键时刻，这些交易员晚上也经常加班，自己直接买卖，调拨安排好资金。有些外国银行机构随时可能面临倒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让我们的资金陷进去受损；严格按照规定的交易额度进行买卖和拆放。有些国外机构向我们借满额度规定最大的隔夜资金。第二天按理应归还资金，可以再进行拆借。但，这些机构想利用时间差，我们难以查帐，假告我们他们已归还，实际未还，想再次骗取资金。但我们硬是靠查帐和电话查询，发现对方并未归还，就不能再借给它，等等。就这样，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惊涛駭浪中砥砺前行，真是名符其实。

 

跨国运送黄金和白银

 

在交易室成立的初期，我们执行了跨国押运了黄金和白银。

 

总行资金部要将存放在北京的大量黄金运往伦敦，寄存在那里，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另外根据当时条件，我们不仅不用支付黄金的仓储费，而且还能收取可观的出租费用。此项押运工作由人行的李树存和董文超，中行的陈镇泰和高继鲁全面负责，我直接负责现场的押运工作。1983年卓长仁武力劫机事件，这事发生一两个月后，给空运黄金不能不带来高度的紧张。公安部决定派人同飞伦敦，帮助我们。在开会讨论时需决定公安部派的人是否带武器上飞机好一路保护。从保卫的角度来看，是需要的。但他们的人要出问题，飞行员和资金部工作人员都会大大处于弱势，而且国际间有保险业务，另外带武器进入别的国家问题很大，所以最后决定不能带任何武器。飞机还要飞经巴基斯坦，通知他们吗？如通知，可能会走漏消息，反倒被动。如不通知，就得不到巴政府的任何保护。最后决定，在飞机起飞后，再通知巴外交部，将泄漏的可能减到最低。同时在飞机起飞后由人保通知伦敦劳合社进行分保。

 

当时一个存放黄金的地方在北京西交民巷东口老的总行大廈地库下，离毛主席纪念堂很近。我们要将黄金从那里运往首都机场，再由飞机空运去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在城里运送，当时只有解放牌敞篷大卡车可用。每次约十辆汽车一线排开。每车坐一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和两名资金部工作人员。搬运和装载汽车全靠我们自己。资金部的工作人员用铁勾，将每个包装如鞋盒大小被钢条捆绑黑色的钢纸盒，重约25 公斤的两条纯金，一箱一箱搬上车。第一批黄金运送在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不久。但西交民巷总行院子小，解放牌大卡车不得不停在街道上装载黄金，我们前后共进行了三四次。这样许多路过的人都看到了。于是就有谣传，说开挖主席纪念堂时挖出黄金。当然这是善良的谣传。

 

黄金运到机场，装载飞机，由机器操作，比较顺利。波音747飞机满载120吨，因黄金很重，考虑到安全问题，整个包机不能装满。我们将装有金条的钢纸盒平铺在飞机中部的甲板上，每一片平铺如大号单人床，二三十个“单人床”在整个机舱内的甲板上铺开。我们在飞行中渡夜时，就睡在这些黄金“床”上，我们开玩笑地说：我们做着“黄金梦”在飞行。而我们的飞机驾驶员据说是给周总理开专机的。清晨，飞机很顺利到达伦敦机场，但没见什么人保卫。没多久伦敦中行联系好的几辆专业押运车将黄金运到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地库里。就在我们运送黄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听说有盗匪在机场上抢劫黄金，我们为我们的安全而庆幸。因黄金上有国际认可的印记，而免去了成色检验的手续。因当时还没有金属探测器，进出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工作人员全靠称身体重量来防止盗窃。

 

飞机回程时满载白银。当每次几十吨的白银在伦敦机场装上回北京的飞机时，这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正所谓： “白银十万回归路，一雪百年虎门仇”。从1840年，英国对我国贩卖毒品--鸦片,林则徐虎门销烟以来的一百多年，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赔出多少白银！我们今天把过去失去的东西又部分，从开始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使我国赔付白银的国家首都--英国伦敦拿回来。没准，这里面就有过去清朝赔出的白银。这真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中国资本市场的初建

 

1988年在改革浪潮起步的年代，几个年轻人怀揣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理想在紧锣密鼓的筹办中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中有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等国务院直属的几家公司，联办的王波明，中创的张晓彬，体改委财政部的人及高西庆，李青原,章之方和本人等。当时国内还没有什么现代化金融交易，只有些散乱的股票交易和传统的金融业务，使建立资本市场如箭在满弓。当时，我已在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操作十多年，这增添了中国资本市场初建中的实战经验。我先以中行个人身份（因那时美国法律规定银行不得参与证券业务，所以他们也照猫画虎），后代表中农信积极投入筹建资本市场的工作。我们曾就国际资本市场的具体交易讲课，讨论股票交易方法，参加有周小川参与的筹建商品期货交易所的研讨会。在这些活动中留下了中国银行的身影。

 

王波明带领联办（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的简称）在组建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中发挥了积极及具体的作用。1980年代末期人们思想还有些保守，但改革春风在神州大地已成气候。按照国际行之有效的惯例组建资本市场已成为趋势。在中央有关部门及上海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国内发股发债，在上海深圳成立交易所，开展股票债券的买卖，时至今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已日趋强大和完善，构成中国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89年下半年，上面提出要加强对金融的整顿。令人担心的是，搞股市是否在被整顿而下马的范围内？股票的发行及交易所作为资本主义所具有但绝非独享的市场还要不要搞下去？中国资本市场可能胎死腹中。在财政部及“联办”组织的北京西直门的会议上，我们提出搞股市及股票交易所正是为了规范整顿当时处于北京上海和深圳比较散乱的并是非监管的股票交易。所以股票市场不仅要搞，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搞。这较好地激励和稳定了一部分人心。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国內是增量改革，90年代的改革形成质的飞跃，但仍保持部分国有经济，这双体制创造了21世纪头十年的快速发展。当然，改革是攻坚战，触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但蛋糕总体是做大，有利各方利益，除了少数抱住僵硬意识形态的文人唱反调，改革已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上世纪八十年代十年国内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国内金融的变化和改革是巨大的，基本形成今日两条腿走路的格局和框架。

 

结尾 

                              

中国银行的资金部交易队伍就是这样在激烈变动的国际金融的舞台，它与国内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初建遥相呼应，共同拉开了中国将直接积极地参与国际间各种金融交易与中国将直接在资本市场上展开现代金融表演的大幕，并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着更为威武雄壮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