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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难能可贵的是在各种环境中仍能挺直脊梁。从1840年后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被欺辱也不过100多年竟使我们一些人,在西方的思想面前如此不分好坏,或一遇着一些困难的局面,就不假思索与推敲,对西方低弯自己那尊贵的腰,顶礼膜拜,对自己的事却百般责难。我们不是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好,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东,西方的思想与实践应同样受到真理与谬论的检验。

为了绝大多数的人,或概括为为了人民就是站在人类利益和道德的最高的制高点上,是人类最优秀的思想。过去的一切思想和实践都受到“为了人民”的检验,包括我们现有的各种制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国家第一位的也是最后证明其总的情况好坏的重要指标,当然不是说其他环节不重要,但有时间与先后的问题。中国经济以大于大多数国家三四倍的速度发展,经三四十年的奋斗,从频临崩溃的边缘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辉煌,这一件铁定的事实都不能让这部份人挺起那压弯的脊梁,总觉得自卑或重燃自卑。自卑还有些羞耻感,尽管不当,但更有甚者,坚决不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已彻底折断了脊梁。这快速发展的经济,加上“为人民服务”这一优良的主流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挺起腰杆,做自信的国民,而愿做理论上的亡国奴?!这为人民的唯一正确方向给我们提供了先进的并不断前行的力量,我们要使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同样在政治上不断适时而逐步地改进工作,为全面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目的而努力。

一些人们在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三权分立” 的文化面前,思想异常混乱。西方的一些人或以小人之心嫉恨别人打破它独霸的局面,或还怀有旧殖民主义的想法而侵占别人的利益,或因商业上失利,或因意识形态优劣的问题而怀着阴暗的心理,口是心非,希望中国搞砸。对中国的,也是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不悦,冷嘲热讽,死缠烂打,兴灾乐祸,失去礼貌并非常粗鲁的在人家门口前武刀弄枪,夸大缺点,挑唆一些人,攻其一,而不顾其他。我们一些人对他们的花言巧语信以为真。

我们有些人一辈子辛苦劳动,也没有挣到几个钱,却跟着人家后面讲什么“财富不可公有”。那就是说私有制是永恒的?我们说,私有制不可避免的是相对贫富两极加剧分化。联合国及政府的扶贫政策,只是在于提高贫困线以下人的生活,再怎么扶贫也不可能把多数人扶助成如李嘉诚,比尔·盖茨那样千亿的富翁。世界人均GDP已超一万美元,但世界约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仍有大量难民。这种情况难道要永恒下去吗?贫富分化直接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最终愿望,不符合公平正义。只不过现在私有制还利大于弊,还可适当利用。但这利弊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变化。总之,我们一些人看到我们的问题,就病急乱投医。

西方的文化离开“为了人民”,就不再有什么价值,最多名义给每人实质为了少数有资本的人服务。自由平等和人权可以给每人一切自由平等,西方也较好的维持了这些自由平等,但它唯独不谈人民最终的自由平等和权力就是人人能有自由平等取得所需财富的权力,正如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工作是为了取得那微薄的收入,最终目的实现时收入就不再“微薄了”。这些只有在私有制灭亡的基础上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民主才纯粹成为人类的目的;人权离开了人民,也即是离开尊重他人的利益与幸福,就会变得自私,成为罪恶的渊源。所谓“权力不可私有”,人权就反对。因为根据人权,每人天然具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不过要尊重他人的利益。 

“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制约与监督”,离开人民直接的制约与监督,大都只能是党派和利益集团的争斗,不能保证政权可随时反映人民-这政权应有的受益人的利益。人民的制约与监督和选举领导人同样重要,甚至还重要。因此,权力的分割必须保证人民受益这一目的,权力的分割首先应是人民的权力与其它权力的分割。因此,人大与政府的分立是一个好的框架与制度,是人民民主的根基。但要逐步完善落实人民代表独立的选举与生存,对政府的制约与监督,参与对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它是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官员永远不脱离人民的保证,使政权的精英与人民的代表良好的结合,但须“完全服从”于人民,让法律永远反映历史的需要和先进思想。这是千秋伟业的改革责任。

反腐高举法律的大旗。但法律须按程序不断进行修改,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需要。“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官员违反党的“八条”就是不同程度的极大的犯罪,必须绳之以法,使“八条”通过法律公告于世,使党的八条转成法律的八条,并永远触碰不得。

总之,西方的那些文化在“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检验面前,不是不彻底便是有严重缺陷,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我们可以挺起腰,堂堂正正的提出我们的批判。当然这样的批判,绝不是否认这些西方思想反对封建思想的进步意义,而是要发挥出我们已有的先进的主流思想--“为了人民”,不要停留在西方思想上,跟随人家大唱永恒曲。为了绝大多数人才是人类的永恒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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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

冯毅

115篇文章 120天前更新

作者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曾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工作15 年。在此期间,参与负责管理中国的全部外汇与黄金储备。之后,1989年加入北京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到香港加入美国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SmithBarney)后,在香港美国花旗银行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顾资银行等家外国银行,负责投资理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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